1922年6月，鲁迅创作了“家庭小说”《端午节》。或许是因为它在鲁迅作品中并不引人注目，学界一度对之关注有限。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和中国台湾学者彭明伟曾相继提出“外来影响说”，认为《端午节》是鲁迅在爱罗先珂影响下，对新知识分子进行批判并反思与民众关系的作品①。在最近的研究中，董炳月对《端午节》的关键细节进行了探微索隐，并指出小说中隐藏着鲁迅与胡适、钱玄同的对话与互动②。应该说，上述学者的努力使《端午节》研究有了质的提升。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问题出现了：鲁迅提出“差不多”的用意究竟何在?如何在鲁胡对话的背景下理解“差不多”?应该怎样理解作者释放的特殊符号，如方玄绰手中的《尝试集》?小说日常叙事之下隐藏着怎样的潜在声音?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一 如何理解“差不多”? 方玄绰的“差不多”既是小说的“文眼”，也是理解这个人物的关键。“差不多”在现代文化史上是个著名的符号，它最早见于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最初发表于1919年《新生活》周刊第二期③，随后又被收入各种文选及白话课本，流传颇广。但是，方玄绰的“差不多”与“差不多先生”有无关联?彭明伟认为，方玄绰的“差不多”是从胡适处挪用而来④。然而，即使按照胡颂平的记载，《差不多先生传》最早于1919年2月发表，但鲁迅在创作《端午节》之前是否看过《差不多先生传》，也是难以确定的。迄今并无直接证据可以判断鲁迅是否借鉴了《差不多先生传》。因此，真正可靠的提问方式，可能还是看这两个“差不多”是否有差别以及究竟“差多少”。 胡适所批评的“差不多”并不难理解，它是指国民的不认真、不仔细、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等国民性弱点。这种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的笼统态度成了国人的生存哲学，“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⑤，但中国也从此变成懒人国。显然，胡适对“差不多”的批评是想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证验的思想方法”⑥，将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观中去，背后有科学主义和实验主义的观念作支持。方玄绰的“差不多”说则更接近于一种建立在“性相近”基础上的循环论和虚无思想，也就是对青年一定胜于老年、学生一定胜于官僚、弱者一定更接近正义的自然伦理观念的质疑和否定，其实质是对“进步”的怀疑。如果说胡适以批判“差不多”呼吁进步的话，而方玄绰的“差不多”恰恰质疑和否定了所谓进步的存在——当试图改变现状的弱者掌握了权力，由于自利的本性，就会变成维持现存秩序的强者。应该说，这并非作者所虚构的方玄绰的思想，而恰恰是鲁迅本人的观点。孙伏园便认为小说中的“差不多”说“确是那时作者常说的话”，而且有了“差不多”说，“鲁迅先生可以省去许多义愤填膺的麻烦”⑦。鲁迅在文章中也多有类似的论述⑧。因此，成了方玄绰口头禅的“差不多”，其实是在鲁迅头脑中生长起来的，是鲁迅长期社会生活和思考的经验所得。 这种经验通过方玄绰得到具象化的再现。方玄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小官僚，又是大学讲师，同时还是家庭中的丈夫，是商户的主顾，小厮的主人。因此围绕他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权力结构，在这些结构里他的位置也有所不同。例如，在大学和家庭中他是掌权者，可以发号施令；在上司面前他又是下属，只能忍气吞声。他随时要面对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身份转换、位置变化。他对这种权力结构的运行方式极为熟悉，也极为敏感。所以他才对索薪会要求“亲领”有那么强烈的抵触——因为这“亲领”中也暗含着权力关系，同事掌握了支票，就摇身一变成为可以任意羞辱、支配同僚的压迫者。鲁迅和胡适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有十余年的官场经验，对“人一阔、脸就变”的世态人情有着切身的体会。这种经验的刺痛使他在1926年又写了《记“发薪”》，来叙述他所不能忘却的“差不多”。他再次目睹，无论是上至部长的“他”，还是每日按时上班的“不贰之臣”，或是曾经犯上作乱的“索薪会”，一旦掌握了资源或权力，成为了“施主”，都会利用它来惩罚同僚、显示威风⑨。虽然这次提出“亲领”的是一班“新人物”，但其攫取权力作威作福的做法并没有改变——无论“新”“旧”，都“差不多”。虽然“差不多”说以人性虚无主义否定了社会改良的可能，接近于“无是非之心”，显得灰色而消极，但它的确是鲁迅现实人生经验的积淀与总结。 二 “差不多”的深意 值得注意的是，方玄绰的“差不多”说虽然意在批评社会人心，但并未将自己排除出“异地则皆然”的行列。茅盾曾提醒读者，鲁迅在“剥脱”男男女女的同时，“也老实不客气的剥脱自己”⑩。方玄绰对不同形式的权力关系洞若观火，而自身也处在各种主奴关系的罗网之中，他的种种性格弱点如清高、怯懦、消极、精明、世故、自私、强横等，都与长期在这些权力关系中生存有关。从小说的结构来看，其讽刺的重心也是逐渐从“议论他人”向方玄绰自身转移。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篇具有内在自我嘲讽倾向的小说。 回到文本，可以发现，和《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名篇一样，《端午节》的主体部分也是对话。夫妻的四次对话占据了小说近半篇幅，其中所反映的方氏夫妇关系正体现了“差不多”说的深层意蕴，因此不妨略作分析。 小说交代，这对夫妇“没有受过新教育”，方玄绰称呼太太为“喂”，而太太对他却连“喂”字也没有，只要脸向着他说话，依据习惯法，他就知道这话是对他而发的。不过，从后文方玄绰会写白话新诗，还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来看，男主人应该是受过一些新式教育，而且愿意接受新思想，而方太太就确实是没有受过新教育，甚至可能连传统教育都未曾接受，是像朱安一样的旧式家庭妇女。从这短短一段描写中读者不难感受到，方玄绰将太太轻蔑地称呼为“喂”，而方太太则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丈夫(也可能是无论她怎么称呼方玄绰，都不会令其满意，因此只好不称呼)，表明双方在教育背景、思想观念上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也可看到方玄绰在家庭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并由此形成了夫妇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甚至不难从中推见鲁迅与朱安相处时的某些气氛。正因为在夫妻关系中处于掌握权力的一方，方玄绰才可以把在官场受的气发泄到太太身上。在第一次对话中，方玄绰不但对太太赊米为炊(且已尽力做了两道菜)的难处毫无体恤，只顾自己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而且对太太的随声附和也并不满意，用“将头转向别一面去了”这种傲慢的方式结束了谈话。显然，方玄绰只需要太太做好家务，为他服务即可，至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是他所不耐烦了解的。显然，他与太太之间存在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这种权力关系的实质则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雇佣关系。正因为如此，随着方玄绰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这种关系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在第二次对话中，伴随着方玄绰收入“万分的拮据”，太太逐渐丧失了对他的“敬意”，而且敢于做出“将一叠账单塞在他的鼻子跟前”这样冒犯性的举动。情急之下，方玄绰赌气宣布要辞职，一半是因为亲领确实是一种侮辱，也有一半是说给太太听，威胁自己要甩手撂挑子。而后又胡搅蛮缠，以自己拿不到工资作为不给孩子学费的理由，拿太太来撒气。第三次交谈发生在同一天傍晚，方玄绰外出借款失败，终于体会到了太太的艰难处境，不由得向太太大倒苦水。而太太却“只淡淡的说”，并不感到奇怪。因为长期处在弱者地位，她早已熟悉求告无门的苦楚，对人情冷暖洞悉在心。同时，由于方玄绰的职务乃是全家的经济命脉，因此太太对其职位的关心也溢于言表，“惊疑”“暗暗地查看”“惴惴的问”都表明她很担心方玄绰在冲动之下真会愤而辞职，或者因为亲领而赌气不去领薪。可见，虽男主人处境日窘，但妻子依附于丈夫的内在格局仍是牢不可破。在最后一次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方太太开始不安于完全服从的地位，而要提出自己的主张。她向方玄绰发出了一系列追问(“总得想点法”)，虽然只关形而下的生计问题，而非如祥林嫂之问那样直逼灵魂深处，但也足以使方玄绰狼狈不堪，不得不承认自己虽是一家之主，但除了做官，并没有实际谋生本领。小说末尾，方太太因为提议买彩票而被方玄绰以“无教育”为由加以打压，而他也借此重新挽回面子，但同时他不无尴尬地发现，自己也曾有过买彩票的念头，又比太太高明在何处呢?小说末尾这一场小小的挑战，暂时被方玄绰的虚张声势平息，但他代表权威、理性、正确的“家庭人格设定”也被叙述者撕开一道裂口，即使抓起新文化的“圣经”《尝试集》，也已是难以掩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