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令行各省——“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①。这一事件影响深远：“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中抬高白话文地位的意见，因这一纸训令而沉淀为教育政策层面的部分现实，新文学的体制化，也有了可能。 新文学进入民国教育体制意味着什么?学界已在这一问题上积累了丰厚的成果，唯相关研究多取教育史视角，似尚有所不见。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山东地区的相关文献为中心，描述新文学在中学国文课堂内外的存在状态，尤其关注溢出国文课堂的某些维度，并在此基础上重估其历史意义。 一 白话选文引发的教学变革 学界公认，1920年的教育部训令并未使白话文的胜利一蹴而就。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以及在更高位次的教育阶段，文言仍未退场。事实上，根据“国语课程纲要”，这一时期初级中学的国文教学就须“与小学国语课程衔接，由语体文渐进于文体文，并为高级中学国语课程的基础”②；到高级中学阶段，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一方面强调“继续发展语体文的技术”，另一方面，还要“继续练习用文言作文”③，高级中学第一组(大致相当于今日之高中文科班)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甚至安排了“文字学引论”和“中国文学史引论”等堪称“高深”的内容④。 考虑到文言在时人文化素养的形成和日常交际、文牍处理等方面的作用，制度设计者采取这样一条“渐进”的路线，当是稳妥之举。不过，两种文体的并行也就等于把文言和白话的对峙状态制度化了。这一“传统”在南京国民政府历次颁布的国文课程标准中同样清晰可见，它们也都是随着教育阶段的延伸，由白话逐步过渡到文言，渐趋深奥。两种文体双峰并峙构成了中学国文课堂上一道绕不开的风景，无论何种性质、何种形式的国文教学，都必须直面这一问题。观察中学国文课堂中新文学的位置，这是一层重要背景。 白话文何时被山东的中学国文教师选为授课内容?这一问题，史料所限，难以做出确切的回答；而且不同地域之间也应该存在相当差异，无法一概而论。不过，如果先不把学生的自主课外阅读计入正式的“教学”活动，授课教材无疑是观察中学国文实况的最直观指标。 民国中学国文领域最早出现的白话文教材是《国语文类选》和《白话文范》。后者再版多次，影响较大⑤。但这种完全以白话文字为对象的教学方式，未必是通例。20世纪20年代“除少数激进者外，多数人认为初中国文课上仍须教学文言文”⑥。此后的多数教材回应的正是这种主流意见，或文白兼采，或全为文言，纯白话的选本较为少见。文白并行的状态，在整个民国时期，亦大率如此。 1930-1931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情况调查。参与调查的有省立师范学校五所、乡村师范四所、中学十四所(包括初中、高中和女中)、职业学校三所，县立中学十九所，私立中学五所。这个体量虽然没有包括辖区内所有中学，但样本数已具备相当的代表性了。 调查问卷原文今不可见，但从各校回复可知，调查内容第一项就是“教材”。此时段在山东中学间最为通行的教材有两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华国语与国文》，有些学校另搭配以开明书店正在出版的《开明活叶文选》。几种读本，都是文白混编的体例。 中学教师们这种选择教材的思路，直接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1929年8月颁行的《中小学课程暂定标准》的支持。该标准规定，初级中学三年内，教材中语体文和文言文的比例“递次为七与三，六与四，五与五”⑦。这应该是当时较为通行的分量。《新中华国语与国文》的编者明确提到，他的选文“第一学年语七文三，第二学年语六文四，第三学年语文各半”⑧。 这一比例并未被山东各校严格遵循。大致说来，初中一年级的语体文比例处于十分之八(如省立第一、第四、第七中学)到十分之六(如省立第十二中学)之间，二年级比例在十分之七(省立第四、第七中学)到十分之四(省立第三中学)之间，三年级比例在十分之六(省立第四中学)到四分之一(省立第八中学)之间。出入或许不算悬殊，但文白比例既然被确定为“教材”项下的一个调查目标，说明这些数字还是颇受看重的。教材既非指定，选文的构成和篇目，首先反映的就是教师的知识趣味和倾向，各地一线教师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⑨ 再来看白话选文的具体内容。如仔细研读朱文叔编辑的中华书局版《新中华国语与国文》，应该说，新文学在其中并未占据特别突出的比重，整套书有相当一部分篇幅其实是在探讨中学生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而非带给学生写作方法上的启示，或审美上的陶冶。以“问题”为导向的编辑思路，朱文叔已有过尝试。其所经手编选的最早白话文教科书《国语文类选》，就是将选文依照文学、思潮、妇女、哲理、伦理、社会、教育、政法、经济、科学等名目，分为十类。《新中华国语与国文》的架构，与此隐隐相呼应。 对时代思潮和种种“问题”的关注，带来了一个不容回避的挑战——这是中学国文教学目标的题中之义吗?按照省立第三中学国文教师沈孜研的看法，答案是肯定的：“初中学生思想之变迁，完全寄托于国文一科上”，中学国文教师甚至“负有领导青年思想之使命”⑩。八中也有教师发现了时代的“错误”——“国文教员差不多已成了中学生思想的唯一领导者了”(11)。七中教师倒是没有唱出“领导思想”的高调，但强调授课时要“扩充教材的范围”。作为范例，围绕巴比塞的《名誉十字架》，这位教师设计了如下一些话题：战争的起源与演进、人类战争日趋于残酷的原因、战争对象合理之转变、战争与非战文学、和平运动的意义。先一一加以旁涉，然后再导入本文，总结主题，并交由学生自由讨论(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