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马克思女儿的回忆，马克思曾说“拜伦和雪莱的真正区别在于：凡是了解和喜欢他们的人，都认为拜伦在三十六岁逝世是一种幸福，因为拜伦要是活得再长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相反地，这些人惋惜雪莱在二十九岁时就死了，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①。恩格斯认为“读拜伦和雪莱的作品的几乎全是下层阶级的人；没有一个‘体面的’人敢把雪莱的著作摆在自己的桌子上，如果他不想声誉扫地的话”②，他把雪莱称为“天才的预言家”，指出“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③。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地位的确立，这些观点成为译介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的指导原则。 除此之外，苏联文学界对于拜伦和雪莱的推崇也是译介的重要原因和根据。高尔基将浪漫主义区分为积极(革命)浪漫主义和消极(反动)浪漫主义，并将欧洲浪漫主义的历史语境抽离，使其更接近于一种艺术创作倾向或者手法④。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对于浪漫主义的理解和接受。在新中国被广泛译介的苏联版英国文学史中，拜伦和雪莱同为被大力赞赏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对苏联学者来说，即使他们了解马克思对于拜伦的评价，也未能降低对拜伦的热情。然而，随着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一书的出版，马克思对于拜伦和雪莱的评价开始被广为知晓，因此对于拜伦和雪莱的译介在中国发生了变化。与此问题在时间上同步的是“大跃进”以及中苏关系的转变，中国文学界出现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取代了原来向苏联学习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在“两结合”的背景下，雪莱在中国可以说第一次超越拜伦，成为欧洲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这不仅表现为报纸刊物中的大量评介，还出现了官方对于雪莱诗剧作品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翻译活动。论文的讨论将时间限定在1949-1966年即“十七年文学”时期，译介活动是在“两结合”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又与苏联版的英国和欧洲文学史紧密相连并受其影响；而1958年《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出版之后，雪莱成为译介的重点，其中富于预言性、超人力量以及神话特征的长篇诗作被译介，对作品的选择折射出中国文学中革命浪漫主义的特有形态。 一 可能的反动者与真正的革命家：拜伦与雪莱 为了配合“两结合”的提出，1958年《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序言中指出：“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浪漫主义不仅在内容上，甚至就是在方法上也与过去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浪漫主义不同，但是，这两位共产主义创始者关于浪漫主义的论断，是完全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的。”⑥需要注意的是，其中对于雪莱与拜伦二人的评价并非来自马克思的原文，而是引自他女儿的回忆录。在这个被转述的评价中，马克思对拜伦作出的是一种假设——如果活得长一点，会成为一个反动者——而非一种已验证的事实；而死于29岁的雪莱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社会主义的急先锋。这短短数行的评语成为中国译介者衡量两位诗人重要的尺度和标准。 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拜伦译者，杜秉正在1956年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诗》一文中强调“拜伦的诗歌像一支响彻云霄的战斗号角，给予当时在专制统治下的人民以莫大的鼓舞和斗争的勇气。他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除莎士比亚以外，再没有第二个英国作家能和他相比；而且大部分都已译成许多国文字”⑦。王佐良在1958年纪念拜伦170周年的文章结尾处，写下如下的评述： 这个英雄反抗暴政，追求自由，但他就在参加实际斗争的时候，也还是一个高傲的“上等人”，多少出之以君临天下的姿态……雪莱虽然诗才不及他广阔，语言不及他通俗，却比他探测得更深更远——尽管有柏拉图在制造云雾，雪莱的慧眼能够从曼彻斯特被残杀的工人的血污看向一个消灭了阶级的大同世界。这样的一瞥是我们在拜伦的卓越的诗篇里所见不到的。⑧ 这个判断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两位诗人的评价。在这一时期，拜伦和雪莱两位诗人的名字经常是无法分割的，评论者通过对二人进行比较以完成对其中一位的评价。与王佐良相比，1959年杨德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对拜伦的批评则更加严厉。他认为“是否相信群众，认为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两位诗人最大的不同，因此通过马克思对拜伦的评价，扩展至对当时“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批评⑨： 我们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待群众运动同样采取的是老爷式的态度。他们不是站在蓬蓬勃勃发展着的群众运动之中像雪莱似地满腔热情地去鼓动，而是高傲地站在运动之外，叽叽喳喳地议论走快了，搞糟了，有着无穷的忧虑。骨子里，和历史上的那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根本不相信群众。其结果真正值得人们忧虑的倒不是以排山倒海之势创造着历史的群众，而是那些妨碍人民前进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们自己。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