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22)02-0184-08 1976年10月至1979年这一时段，史称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期。如同吴俊所强调的：这一“政治转换期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学史研究”具有“特殊重要性”。在论及当代文学史划分的依据与标志时，他还细心辨析：“‘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之后，新时期文学、改开文学之前，还有两年略多即1976年10月的‘文革’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新时期开始的一个时段，将其置于(哪怕是附属于)何种文学史阶段呢?”[1]触及了既有文学史往往对此特定时期的界定笼而统之，抑或忽略不计而产生的谬误。 点检时下通用的文学史的相关论述，笔者发现了一些分期界标及史实的含混之处。 例如洪子诚那部泽被学林、影响深广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在“‘转折’与文学‘新时期’”一节中称：“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这次会议把‘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确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2]此处显然有误。党的十一大并未“确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相反在华国锋代表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及会议公报中依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一定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3]。同时，党的十一大也“未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4]。此外，洪子诚著作中论及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间也错了，应发生于一年之后。1978年5月，中央党校内刊《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此后《光明日报》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转载此文，这场讨论方在全国范围展开，并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显然混淆了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与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间与内容。 笔者认为，新时期以及新时期文学的起点理应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标，而此前两年与此后的一年可称作新时期文学的前奏与初叶。有鉴于吴俊文章的提示，笔者充分注意到了这一时段政治气候的乍暖还寒，以及文学史承前启后进程中那不无“暧昧的缝隙”，力求在阐述这一特殊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时厘清“各自时段中的内部逻辑关联”以及新时期前夜与初叶之间错综复杂的对话、论辩关系。 一、第一人称叙述：主体意识的复苏 新时期前夜，第一人称叙述开始复苏、复兴。时见评论家聚焦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将其视为个体意识觉醒的审美延伸。比如蔡翔称：在1977年以后的小说中，“我就感觉到了‘我’的存在，这一点首先可以在小说的叙述视角上体现出来，伴随着大量感情独白而频繁使用的第一人称，难道仅仅只是一种技术上的巧合?……”“我们不再把自己交给某一个个人，同样，我们也不愿意把自己同别人混淆在一起。我可以举出一连串的作品来证明这种个人意识的觉醒”[5]。或如李敬泽所说，“小说中真正的解冻始于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篇小说发表于1978年10月。它的主题是‘我’与‘我的人民’。但‘人民’不再是一个先验范畴，它是个人，是一个‘我’在经验中、在思想和情感中体认和选择的结果”，“这在1978年无疑是一次革命”[6]。 在叙事层面上，上述两种观点都意在凸显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所表征的主体意义，借此反拨20世纪50至70年代以集体主义名义消解个人意识，片面追求忘“我”境界的倾向。值得关注及思考的是，在个体觉醒的大旗下，有着何种个人、又是怎样觉醒的差异。一系列彼此重叠、互为指涉的语词诸如“我”“自我”“个人”“个体”的背后是话语资源的丰富、芜杂。 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语境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始终存有两种向度的含义：一种是积极进取的个人，意即努力走出象牙塔、兼济天下的知识分子；另一种则是困守象牙塔，耽溺于“自己的园地”里的消极的个人。而作为继五四时期后又一个堪称知识分子时代的新时期文学，试图复苏与复兴的应是第一向度的“个人”，意即济世型、觉世型的知识分子。 考诸1976至1979年主流文学中的“我”，大都置身于国家、民族、社会、集体之中，“小我”的主体意识纵然再强大，与“大我”也有着某种血脉与共、无可剥离的一体感。比如被视为个体意识觉醒之始者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其实指代国族主体的“我们”与“我”的使用频率一样高；而被研究者视为“新时期文学第一篇真正的‘第一人称’作品”[7]——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头第一句即是“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作品中，“我”的母亲之爱情与革命历史、共和国风云息息相关。 爬梳彼时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我”或是知识分子，或是工农兵，借助“我”的视角讲述知识分子的故事。部分小说集中书写“劳动+恋爱”的模式，技术型知识分子与工厂女工的恋爱故事频频上演，如刘富道的《眼镜》、孔捷生的《姻缘》、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等等。此类小说可看作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文学中“革命+恋爱”叙事模式的回归。只不过，昔日《青春之歌》式的情爱、政治的泾渭分明，被置换成了《我应该怎么办》式的左右为难；而曾经的“继续革命”道路，也演化成了新时期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