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来说，2021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并没有呈现出研究格局的显著变化。但研究者们在方法论方面的执着探索，以及在具体议题上的不断推进，还是令这一年的相关研究颇有可观之处。基于特殊年份的时代意义，它在“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的重新阐释方面，呈现出值得关注的显著态势。此外，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既体现出方法论意义上的深入讨论，也提供了颇具示范意义的研究成果。而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经典作家作品的阅读与研讨，以及其他值得重视的研究方面，也极为难得地涌现出许多值得称道的成果。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都是在为学科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此意义上，对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梳理其中的“老问题”和“新进展”，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学科的向前发展。 一 “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的重新阐释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建党一百周年的伟大时刻。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建党百年”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关系议题，成为诸多研究者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其中，为了庆祝建党百年，凸显百年中国文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典化过程，2021年4月24-28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南方文坛》杂志、广西民族大学联合主办的“经验与经典——中国文学百年叙事”研讨会尤其引人注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就“百年叙事”这一宏大命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目的是为了探询百年来中国文学叙事在反映和表征伟大的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力求把文学的百年发展，放在“建党百年”的大框架与总进程中，进行历史地回顾与学术性的研讨。事实上，为了积极响应并配合这一重要的学术主张，《南方文坛》杂志在2021年第1期便隆重推出了“百年叙事”的研究专栏，涵盖文学、影视等诸种艺术门类。而就当代文学而言，这一栏目相继发表了孟繁华的《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长篇小说的基本样貌》①，萨支山的《从〈有个人〉到〈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创作主题的形成》②，傅修海的《新小说百年的思路、生路、出路与新路》③，许子东的《“三红”与“一创”的拼贴——重读茹志鹃的〈百合花〉与〈剪辑错了的故事〉》④，以及张丽军的《〈创业史〉为什么这样“红”》⑤等重要论文。这些成果在更博大的格局中，对于百年中国文学史中重要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经典作家作品，有着深入而新颖的阐释。 当然，关于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思想指引下的百年文学发展，2021年亦不乏从更宏观的角度切入的重要成果。陈思和在《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研究》⑥一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与生俱来就携带着新文学的基因，因此新文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然盟友，还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陈教授梳理并回顾百年来党领导文艺事业的重要变化，认为民主革命时期，党明确把文艺作为革命战争的一部分，要求文艺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尽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艺实践曾遇到过曲折，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党在对文艺的指导思想与策略进行调整时，许多具体措施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但从总体上说，党越来越重视现代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健全，越来越尊重艺术实践的特征规律和艺术家的精神劳动，越来越向着真正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日益丰富的精神审美需要而努力。 同样是紧扣“建党百年”这个议题，张福贵的论文《百年党史与中国新文艺的逻辑演进及艺术呈现》⑦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文艺都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这就使得二者在时间上的同步性，互相重叠与互相促进，以及在历史逻辑和思想发展上所具有的一致性能够得到有效说明。张教授的论文在既有的“党史文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大党史文艺”，进而将百年来的中国新文艺在美学风尚上的主要特点概括为追求史传性的宏大叙事、塑造完美崇高的共产党员英雄形象、书写悲壮的正义伦理等诸多方面，这便为在百年党史的框架内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做出了有效示范。 不同于张福贵的“党史文艺”，蒋述卓的《国家话语与新中国文学的特征》⑧一文紧紧抓住的是“国家话语”的概念。论文对新中国国家文艺话语的形成做了细致的分析，这广泛涉及文艺会议、批评和评奖等文艺制度的各个方面。正是基于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新中国文学对国家话语的反应与反馈，蒋教授在讨论新中国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时，总结出了四个显著特征：其一，与时代同步的鲜明色彩；其二，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方式；其三，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与英雄主义浪漫气质的弥漫；其四，民族化、大众化与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创造。论文正是以此考察新中国文学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国家话语的密切联系，能够给研究者深刻启发。 就“百年叙事”和“当代文学”关系而言，陈晓明在《文艺争鸣》上的一组论文同样值得重视。陈教授把“百年中国”理解为中国进入现代的历史时段。在处理这个略显庞大的课题时，他归结出了六个面向来梳理百年中国文学建构的精神价值：传统转向现代的面向、世界性的面向、大众化的面向、伦理建构的面向、民间再发现的面向，以及网络与视听开启的新媒体面向等。在《现代如何开创?如何成形?——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一》⑨中，陈晓明主要处理的是传统与现代的话题，论文认为百年中国文学在拓进现代转型方面开辟的道路，主要体现在：其一，确立了现代启蒙主义的自主平等的价值观；其二，建立起文学与社会人生最为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其三，完成了传统文言文书写向现代白话文写作的转变；其四，建立起以人的形象和心理情感为表现中心的文学审美观念；其五，建立起现代大学的文学教育体系；其六，始终维系和重新焕发出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在《面向世界的中国现代视野——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二》⑩中，陈教授处理的是世界性的话题。他认为百年中国文学以现代之力开启世界大门，正是在与世界优秀文学的交流对话中，一步步走进现代，完成从古典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的。接着，在《人民性、民间性与新伦理的历史建构——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三》(11)中，陈教授集中论述人民性和民间性的话题，他将“人民性”视为百年中国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而“民间性”则是其不得不做出的牺牲。而在《是否有一种关于文明的叙事?——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四》(12)中，陈教授讨论的是作为一种文明叙事的中国当代文学，他力图在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之中，建构作为文明形态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最后，在《后文明时代的写作或后文学的诞生——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五》(13)一文中，他处理的是网络与视听开启的新媒体面向。在他看来，“后文明”时代终结了文字作为文明记载和书写的主导形式的历史，然而，这种文明的转轨却并非文学的末路。文学也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借助高科技和互联网，获得新的主题思想、感觉经验和表现方式。这大概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不竭的动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