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866/j.cnki.cjxs.2022.02.001 温儒敏在《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一书的序言中，曾经对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1930年代出生的学者有过这样的代际界定： 这一代学人有些共同的特点，是其他世代所没有的。他们求学的青春年代，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生活艰难而动荡，命运把他们抛到严酷的时代大潮中，他们身上的“学院气”和“贵族气”少一些，使命感却很强，是比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支撑着他们的治学，他们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较大气，善于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给予明快的论说。90年代之后他们纷纷反思自己的理路，方法上不无变通，每个人形成不同的风格，但过去积淀下来的那种明快、大气与贴近现实的特点，还是保留与贯通在许多人的文章中。① 根据温儒敏的代际划分，山东师范大学(1981年初改为现名，为了行文方便，下文均简称为“山师”)的蒋心焕(1933-2021)教授无疑属于第二代学者。实际上，第二代学者恰好处于第一代学者与第三代学者中间，是中国学术史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链条。如果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那么，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性学者。我们只有把每一代学者放在历史进化的链条中还原其社会角色，才会真正地对他们做到“理解之同情”，也才能勘探出中国学术是如何艰难嬗变的。本文拟以蒋心焕为例，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是如何接续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代学者的风骨和精神，又对第三代学者的成长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促进作用，从学术的代际传承的维度进行阐释。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通过对蒋心焕学术人生的回顾梳理，我们可以探寻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代际传承是如何进行的，其学术史价值和意义不可小觑。 一、重视做人与作文的统一 按照学术界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所进行的代际划分，我们可以发现，蒋心焕不仅属于第二代学者，而且还属于较为典型的第二代学者。温儒敏在纪念张恩和的文章中曾说：“张恩和老师属于‘第二代学者’”，“‘第二代学者’中很多人毕业后就分配做现代文学研究，专业意识很强，目标明确，毕生精力基本上就围绕这一学科”②。蒋心焕与张恩和一样，都是1958年大学毕业后便开始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也都在第一代学者的引领下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工作，都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事业。他们在第二代学者中是“老资格的”③。类似的第二代学者还有不少，如南京大学的董健便是大学毕业后留校，然后得到了陈白尘的具体指导。④因此，我们对蒋心焕作为第二代学者进行考察，便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和意义。 蒋心焕深受田仲济、刘绶松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学者的影响，在他们的具体指导下，特别重视做人与作文的统一，并把做人作为做好学术研究的前提。 蒋心焕于1954年考取山师中文系，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1960年1月至1962年7月在武汉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师从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刘绶松教授。1962年7月起先后担任中文系助教、讲师，1980年晋升副教授，1985年开始招收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8年晋升教授，1999年退休。 1980年代，蒋心焕先后担任山师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配合田仲济、冯光廉教授做了大量学科建设工作。1987年以后，他配合学科带头人朱德发教授不断推进学科建设，为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获得山东省首批省重点学科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983年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成立，他是创会副会长之一。 蒋心焕讲授过现代文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题、鲁迅作品选讲、中国现代小说史⑤等课程。他培养的学生多达数万名，遍布海内外。其中，有的后来成长为享誉学界的知名学者，有的成为文艺、新闻、出版、商务、法律等领域的杰出人物，还有从基层到中央的领导干部，更多的是不同层次的优秀教师。 蒋心焕对于如何搞好学术有着自己独到的理性认知和实践路径。他常说，做好学问，关键要做好人。做好人是做好学问的根本，做不好人，学问再大也不会受到人们的推崇。为此，蒋心焕在为研究生新生上“第一课”时，总是讲如何做好人。蒋心焕以平常之心，安于寂寞生活，乐于自我学术研究；他强调为人要真诚、实在，不要像墙头草一样，没有自我的定力，在摇摆中失却自我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一直强调人品与文品的统一。实际上，做人与做学问之所以能够统一起来，恰好在于做人的境界决定了做学问的境界。一个人，如果没有超越个人观念的天下情怀，没有超越个人私欲的高远追求，没有超越功利的真理诉求，就会把做学问视为获得功名利禄的“敲门砖”，把私利置于学术的根基之上。由此，在做学问与做人上，这种人只会是摇摆于墙头的小草——这样的小草尽管不会折腰，但也绝不会有劲风吹过之后的气节。蒋心焕把做好人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视为自己人生的第一要义，并传授给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这成为蒋心焕的座右铭，既是他自我所信奉的文化理念，也是他所恪守的人生实践原则。从这样的意义上讲，蒋心焕把做人与做学问置于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内，并特别强化了做人之于做学问的支撑作用。这恰是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成为独立的“分子”而不是“分母”的要义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