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者胡应麟曾在讨论《山海经》的“述图”性质时提到:“近世坊间戏取《山海经》怪物为图,意古先有斯图,撰者因而纪之,故其文义应尔。”①可见至少在明中叶,随着通俗出版市场的崛起,以《山海经》中的神怪鸟兽、远国异人作为主要题材的博物图本已经在民间有一定的流行度,《万宝全书》“诸夷门”正是其中刊行最盛、受众最广的一种。作为固定门类的“诸夷门”通常图文相配,由上下两栏构成,上栏汇集山海异物、神怪鸟兽,下栏则为虚实交杂的远国异人,世人往往视之为“山海经图”。从传统博物经典“到民间去”的接受史脉络来看,这些市井流传的坊刻图本无疑已成为《山海经》在民间的主要接受方式之一。 尽管在传统学术立场看来,万宝全书等商业出版的民间日用类书无非是疏舛颇多的稗贩之学,并因此长期以来难以得到关注与讨论。然而,从其作为一种文化商品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等书籍史语境来考察,《万宝全书》“诸夷门”相对于《山海经》的种种文字讹变与图像加工,不仅是其商业化、世俗化的出版流通语境使然,而且也主动参与并建构着民间视野中博物传统的意义生成。在这一意义上,《万宝全书》“诸夷门”等通俗出版的“文化商品”更是民间关于《山海经》所代表的经典博物传统的一种世俗化的阐释与想象方式。 由此观之,正是因其与《山海经》等经典文本若即若离的关系,明清《万宝全书》“诸夷门”成为我们管窥民间视野中的博物知识的一扇窗口。换言之,从民间知识的角度观之,“诸夷门”这种广义“山海经图”的文本内容与知识形态本身即有着值得追问的空间。这种关联着社会文化风尚与世俗知识结构的博物图谱,如何在《山海经》这种经典文本之外实现一种通俗化的民间知识传递?又是经由怎样的民间话语包装,使得《山海经》这种作为“满足国家统治需要”,“一般人无法得到的‘中秘书’”②在世俗化的社会空间流布,进入四民百姓的知识图景之中,这构成本文所着力探讨的话题。 一、博物传统的双重图景 《万宝全书》“诸夷门”在明清文化消费与知识结构中的位置,可以从一部《万宝全书》的封面谈起(见图1左半)③。在《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的封面中,“类聚三台万用正宗”题名上方是一幅热闹非凡的图像。图像里所呈现的是一众身旁有书童相伴的文士,分别在抚琴、对弈、谈诗、论画,由此展示了一幅“谈笑有鸿儒”的传统文人雅居生活图景。翻过目录,接下来映入眼帘的是占据整幅版面的《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图》(见图1右半)。
图1 《三台万用正宗》封面及扉页 图中的这位“余仰止”正坐在书桌前展卷欲读,背后环绕着三折山水屏风,而屏风后的牌匾上则提示着这处空间名为“三台馆”。在这个文人起居的传统空间中,主人身旁有家仆端茶送水,笔墨纸砚一应俱全,还有香炉等书斋清供,而“三台馆”前的院子里则点缀着太湖石,一派文人园林景致。这样一组视觉语言置于《万宝全书》的封面与扉页,构成一种唤起读者期待并可供模仿的文人生活样态。然而在今天学界关于《万宝全书》的所谓“民间日用”这种充满烟火气的文献定义下,封面与扉页图中这类传统文人生活的视觉修辞一方面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却也提示着《万宝全书》这类材料登上历史舞台之初,所携带的超越雅俗区隔的文化诉求。 事实上,图像中的“余仰止”正是这部《三台万用正宗》的出版者余象斗,而“三台馆”“双峰堂”皆是其刻书所用堂号。作为明代后期著名的书坊主,余象斗进入刻书业的背景也透露出当时通俗出版的一些信息。余象斗双峰堂所刊行的《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粹》卷首附有一个很长的书目广告。在这份书目前,余象斗有这样一段自陈: 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遂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笈之裨业举者,悉付之梓。 由此可知,余象斗本以仕途功名为志,只是科举不利,故而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弃学从商,专门从事祖传的刻书事业④。众所周知,“国家恩典,惟养士为最隆”⑤的明代重科举、崇科名,与社会普遍的科考热情相对的则是大批科场失意、官场不济的下层文人,而这批文人则构成坊刻图书的主要编创人群。明清《万宝全书》的编者便是这批史册无传的下层文人,即便在题名中大张旗鼓地标榜其编者为陈继儒、艾南英甚至张溥等当世文化名流,也明显是为该版《万宝全书》提升商业噱头的一种营销策略。但无论如何,不管是下层文人以出版著述取得文化资本,谋求留名之道⑥,还是伪托当时社会所公认的文化名士“代言”,都可看出其编撰目的并非单向地服务于百姓日用,而是在商业出版的策略中,自然裹挟着沟通阶层对立,打破市场区隔与实现知识传递的文化。 明万历年间刊行的《新刻搜罗五车合并万宝全书》封面题识中有这样一段话: 坊间《万宝全书》不啻充栋,然不一精检,鲁鱼亥豕,混杂篇章者有之。本堂特请名士校雠,事物度数,一仿古典,启牍书札,别换新藻,端写绣梓,点画不差,应酬使用,价比南金矣。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