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文献整理工作的大规模展开，以及文学研究观念、理论的更新，在传承中不断拓新的古代文学研究，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数量和质量上来说，都呈现出繁荣局面。就古代文学研究的形态而言，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历史变迁视野中的文学史研究、逻辑建构层面的文学理论研究以及间接的文学外部研究、直接的文学本体研究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虽然研究视角、研究领域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古代文学为对象，是对其历史与现状、本体与生态、理论与方法的认识与探索。它们在研究实践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整体上推进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时代发展。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学术研究的推进，往往有赖于重大问题的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热点学术问题的集中探讨及相关实践，其价值和意义已超越了问题的本身，带动了古代文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启发了学界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发展方向的思考，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时代风格。 一、“重写文学史”：文学史写作反思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写作“史”著，在中国传统的学术观念中是最高价值的体现。文学史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是学术观念、文献发现、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因此，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成就，体现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近几十年来，面对新的文学研究现状，旧有文学史著作已不能完全体现学术的最新进展。新理论、新观念不断涌现，大量具体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各学科“重写学科史”意识彰显，在此背景下，“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被文学研究界响亮提出，并深刻影响到之后的文学史研究。 “重写文学史”的主旨是为了发现和呈现以往文学史写作中被遮蔽和遗漏的内容，对既有的观点或结论进行重新审视、评价和定位，力求体现新观点、采用新方法和吸收新成果。具体而言，近年来对于古代文学史写作相关问题的思考，包括文学史分期的再探讨、文学史观的再探讨、文学古今通变研究，以及重要文体、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的再探讨等。“重写文学史”的工作包括：首先，进行理论反思，更新文学观念。摒弃以往文学观念中的局限与偏颇，通过文学史理论的自我更新与整合，进一步完善对古代文学发展历史的认识与描述。这尤其体现于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以及古代“文学史”的对象与范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代胜说”、以朝代史划分文学史、“易代之际”文学研究等问题的理论探讨上。有关文学史的理论反思源自既往文学史的研究实践，反过来理论的新突破对于文学史的写作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其次，是增添新的史料和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文学史观可以确立文学史写作的框架，而文学史中的具体内容则由作家、作品等史料来充实和丰富。新的史料发现和研究成果改变、补充、丰富了文学史的局部叙述，这在唐前文学史尤其是先秦文学史的写作中表现尤为突出。出土文献如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等促进了《诗经》《尚书》等经典研究，汉魏画像、隋唐墓志、域外汉籍等新材料的发现，引发了对传世文献的新解新证，促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进境。再次，采用新方法、新角度，多层面还原文学史的历史原貌。从文学与社会制度、文学与家族、文学与地理、文学与艺术、文学生产与传播等多角度观察文学发展，力图呈现更为丰富、立体的文学发展样貌，以期推进更切合中国历史文化特质、更贴近文学史原貌的文学史写作。 近些年来，文学史的研究与编纂都进入了繁荣期，数百部各式各样的文学史著作纷纷涌现，既有文学通史，又有断代史，既有按文学体裁、作者类别、民族分类、地域空间划分的文学史，也有文学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流派史、比较文学史等。其中，有意识地“重写文学史”且影响最大的当属文学史教材的编纂和出版。在刘大杰、游国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分别编纂的文学史论著继续刊行的同时，一些学者和单位分别重新编写《中国文学史》，力图提供新的文学史研究视角、弥补文学史研究的不足，以“重写”来达成“反思后的重建”。古代文学通史重写新成果的代表性作品，集多位一流学者之力，在文学发展历史阶段与分期等方面突破以往写作模式，在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研究方面大量吸收学界的最新成果，发挥了集体写作的优势，集中体现了当代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成就。 相较文学通史的集体合作写作方式，断代、分体文学史的写作多为个人完成，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往往加入大量个人研究成果，从而对一个时期或一种体式的文学发展进行宏观把握，且由于视角不同、方法不同，更能凸显学者个人风格，以及文学史研究的丰富样貌。分体、断代文学史的写作，个人色彩较为浓厚，思路、视角、方法不一，或重文学史料的客观陈述，或重文学文体本身的形式演变，或重文学与社会文化(如音乐文化)的交叉影响，或重文学与美学的结合研究，或重文人流派传承的主导作用，这些都导致了文学史叙述具有不同内在理路，从而使文学史写作面貌各异、异彩纷呈。 在文学史写作类型方面，编年体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最接近客观史实的史著方式，随着文学史料学日益受到重视以及文献研究的大规模展开，编年体的文学史著作逐渐增多。目前，先秦到元代的断代文学编年史以及整体的《中国文学编年史》都已经完成，文学编年史正在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这类文学史沿用中国传统的编年体史著的体例，将与文学相关的文献资料按年月顺序编排而成，“一是突出资料性，二是强调实证性，而不以铺叙描述或议论评析为长”，③“改变了以往文学史编纂简单的叙述模式，突出了‘史’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预示着文学史研究将要朝多元化方向发展”。④ 对学术史的熟悉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者研究视界的高下，因此，学术界普遍重视对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近些年来，建立于丰富研究成果之上的学术史梳理，相当部分以史著的形式体现。除了一些具有通史性质、对文学研究整体进行回顾、反思的学术史，还有相当数量的专题性的学术史著作，如关于特定文体(诗、词、小说、戏曲等)以及特定作家(陶渊明、苏轼等)、特定作品(《诗经》《红楼梦》等)的学术专史。之所以学术史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学界关注，与中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传统有关。在以“人”为主、以“书”为主、以“问题”为主的诸种学术史中，以“问题”为主的学术史撰写方式最具典型意义。⑤因此，学术史研究不仅仅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资料梳理，其要义是通过对于学术传承的辨析，体现对于文学思潮、研究方法、学术范式等总体演变趋势的认知，以理论性、反思性与前瞻性的经验总结启迪未来研究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