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的高等学校普遍面临成本控制的挑战，高等学校内部办学效益备受重视。[1]其挑战主要来源于三个因素。第一，高等教育扩张与毛入学率上涨引发办学经费需求。第二，高等教育行业对高水平人力资本具有大量刚性需求。为保证教学科研质量、防止人才外流，高等学校必须支付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2]而且高等学校作为非营利组织，往往追求卓越、威望和影响力等产出最大化而非成本最小化，[3]这都使得高等教育的单位成本更高。第三，受经济危机影响，政府整体财政收入减少甚至频现财政赤字现象，公共经费的稀缺性日益凸显。相较于纯公共产品，高等教育竞争力较弱，获得的财政支持日益紧缩。 一、引言 我国的高等教育扩张时点晚于西方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快扩张步伐，但由于规模基数大且扩张速度快，节约办学成本与优化内部经费资源配置的诉求甚至比西方国家更迫切。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正式拉开高等教育改革序幕，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包含布局结构调整、综合型人才培养、规模效益提升等政策含义在内的高等学校合并浪潮。[4]1997年以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高等教育扩张速度。为扩大内需与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也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高等教育规模于1999年开始急剧扩张，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10.5％迅速增至2002年的15％以上，步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 由于扩招政策颁布的时间紧、任务重，缺乏足够的时间准备和必要的投入，新建院校的速度在短时间内难以跟上，因此，扩招前期尤其是前三年，大量扩招任务落在了原有高等学校身上。[6]但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调查显示，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在扩招前本就无多少潜力可挖，[7]扩招进一步加剧了老校办学资源全面紧张的局面，尤其是教育部规定的与本科教学评估直接挂钩的“生均一分地”的办学指标一再被突破。为避免对招生造成负面影响，不达标的老校不得不考虑扩大校园面积，另选址建设新校区。据本文课题团队统计，目前全国共有一百二十余个大学城，一千余个同城新建校区。 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系列变革作为关键节点，为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学校也愈来愈成为区域和地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新地标。[8]放眼世界高等教育史，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实属罕见。据《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1年，全国共有3012所高等学校，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38所，高职(专科)院校1486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430万人。[9] 根据规模经济理论，高等学校的办学规模存在适度原则，规模过小容易导致资源利用率低，办学成本偏高；规模过大则需要新一轮固定资产和教学资源的投入，造成办学成本上升。因此在大力推动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同时，保持适度的办学规模对于高等学校内部效益而言至关重要。目前，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就高等教育规模与办学成本之间的关系加以讨论，不过依旧存在以下完善空间。第一，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研究多呈现的是西方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效益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有限。相较于西方国家，我国高等教育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规模扩张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值得被总结和传播。第二，从研究时间线来看，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近三十年该领域缺少足够的关注度，研究进展相对缓慢，亟待突破。而我国近些年来所经历的高等学校合并、扩招、同城迁建新校区与大学城建设等多次变革，恰好为该领域研究的创新与突破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和契机。第三，从新时代发展需求来看，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是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规模效益角度去重新回顾和审视世纪之交的这场跨越式变革，对高等教育未来内涵式发展的实践探索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本文基于规模经济理论，利用70所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经费数据，借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等学校合并、扩招、同城新建校区等多轮高等教育变革的外生冲击，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和事件研究法等因果推断的方法来量化评估高等教育规模对高等学校办学成本的长期影响，以期为高等学校内部运行效益的提升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该部分将依次回顾高等教育中的规模经济理论、关于高等教育规模与高等学校办学成本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高等教育中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理论表明，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企业存在一个平均成本最低的最优生产规模(图1所示，Q1)，企业的平均成本(Average Total Cost，ATC)通常会随产量的增加先下降后上升，在规模未达到Q1前，每多生产一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MC)小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不断下降，称作存在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或称为“规模效益”，在达到Q1后继续扩大产出会导致边际成本超过平均成本，平均成本上升，即存在规模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ale)。对于多产出企业，各种产出保持同比例增加的情况下平均成本下降，称作存在总体规模经济(Ray Economies of Scale)，某种特定产出增加而其他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平均成本下降，称作存在特定产出规模经济(Product-specific Economies of Scale)。[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