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亚洲地区的安全矛盾和某些国家的国内问题出现了此起彼伏和集中爆发的迹象，具有相当大的扩散性、突发性和破坏性。 亚洲金融危机震荡犹在，印巴核试验令世界震惊，印尼政局一夜骤变，加之其他热点和潜在矛盾的纠缠，这一切预示着亚洲正进入世纪之交的动荡期。 印度进行核试验后，南亚安全形势急转直下，新一轮军备竞赛事实上已经开始。巴基斯坦在引爆了自己的核装置后走上与印度全面对抗的不归路，印巴军备竞赛将上升到什么高度，又如何收场，难以预测。在印度民族沙文主义抬头、印巴残存的一点信任消失殆尽的情况下，印巴矛盾可能突破政治外交范畴，而引入军事对抗和军事冒险的内涵。南亚形势的恶化和国家关系的急变，将直接冲击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同时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总之，南亚的这场突如其来的核军备竞赛对大国战略关系和核不扩散体制是严峻的考验。 在国内骚乱和金融动荡中，苏哈托黯然下台，但印尼的紧张局势仍未缓解，只要经济在短时期内得不到恢复，暂告平息的政权危机随时可能再度爆发。贫富悬殊问题和种族矛盾在此次危机中进一步凸显，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则前途未卜，军队在国家转型期的作用备受瞩目。印尼作为东南亚的中枢国家，其动荡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全局性的。 朝鲜经济困难、粮食短缺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韩国又被金融危机所困扰，迄今未见好转的迹象。半岛四方会谈陷于停顿，和平机制的建立遥遥无期。朝鲜已经放出质疑1991年朝美核框架协议的口风，朝美可能再起争端。这一切已使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日元急剧贬值，引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股市和汇市双双下挫。在日本经济陷入衰退、俄罗斯等新兴市场激烈动荡的情况下，危机进一步恶化和扩散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由于金融危机，东亚各国总失业人数达创纪录的3500万以上，难民和非法移民问题不断增长，危机在一些国家已演化为社会政治问题。亚洲许多国家事实上进入了新一轮内政调整期，不测因素增大，内政问题扩散的机率增大。与此同时，日俄、中日、中美等几个大国关系的调整也远未结束。 这次震荡的出现主要是内因所致。亚洲在促进和平与稳定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经济因素和各方战略考虑，因此它必将是长期的，并充满反复和波折。 （一）谋求新一轮战略平衡是当前亚洲深层次的安全问题。美国采取预防性防务政策，通过军政联盟防范任何大国主导东亚大陆的战略是一贯的；日本对中国的崛起缺乏心理准备，不安和戒心日重；印度久有大国雄心，但经济发展差强人意，在大国竞争中被边际化，因而不惜孤注一掷，以发展核武和煽动仇外情绪来平衡民族心态。新旧战略格局的摩擦和国家战略的结构性碰撞，使亚太军事安全因素再度突出。 （二）经济转型的震荡。亚洲安全问题有深刻的经济背景。东亚国家的经济起飞是阶段性的，雁阵模式是不争的事实。东亚一些国家的发展主要依赖美国的市场和日本的资金技术，这一维系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近年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原有发展节奏被打乱，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已失去领头雁的作用，而日元的持续下跌更使原本该在这场危机中发挥火车头作用的日本扮演着开倒车的角色；原“四小龙”第二集团进入转轨期，其实力局限性日益明显；第三集团（如中国和多数东盟国家）虽加速增长，但内部结构性问题也逐步暴露；第四集团（朝鲜、南亚和个别东盟国家）经济持续不振，甚至被边缘化。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已完成或即将完成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像美国已进入信息经济甚至知识经济时代，而东亚国家敏感性不足，其产业结构、管理方式和出口战略不适应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大潮。第三，东亚各国经济改革纷纷进入攻坚阶段，牵动面大，反作用力强。失误增多，修正不易，这在日本、韩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 （三）政治调整的压力。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改革的深化，东亚进入了新一轮政治调整期。在市场一体化和全球化潮流中，一些东亚国家在冷战中为确保安全和增长而建立的传统上层建筑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产阶级和工商阶层在许多国家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要求国家政治改革的呼声和影响日益增强。一些国家腐败、两极分化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严重，构成重大不稳定因素。一些国家出现了外交内向化和政治保守化趋向。在个别国家，党派斗争和集团利益被严重夸张，内政问题被人为转化为对外挑斗的可能性增大。 与冷战时期不同，大国在应付危机时更多的是强调协调与合作，而不是对抗，因此危机引发战争的可能不大。但是，亚洲动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对下个世纪亚洲的稳定构成重大挑战，亚洲的所有热点均与中国有关，无从回避，动荡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复杂化，这是中国在确定跨世纪发展战略时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