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苏联解体以来，对外政策一直是俄罗斯民众和各派政党十分关心的问题。六年来，俄罗斯政坛和理论界就外交构想进行过多次争论，其中较大的争论有三次。这种争论，对俄罗斯政府的外交政策有重大的影响。随着争论的展开以及某种外交构想当时得到社会的支持，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便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1.第一次争论：三种理论思潮（1992年上半年） 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社会产生一种严重的亲西方情绪。但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未消失。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俄罗斯在外交构想方面出现了三种主要的理论思潮，这就是“大西洋主义”、“欧亚主义”和“全球主义”。 (1)“大西洋主义” 这一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是激进民主派盖达尔（前任政府总理）和科济列夫（前任外交部长）。他们认为，既然俄罗斯已放弃社会主义，就应回到西方国家的行列，同西方国家建立紧密的伙伴和盟友关系，并以此作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础和重点。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有两点。第一，俄罗斯同西方国家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念，彼此之间“完全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第二，俄罗斯正在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过渡，必须而且能够取得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投资。 1992年3月31日，科济列夫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说：“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和外交目标”，就是“进入北半球文明大家庭”，加入世界最发达国家俱乐部。同年4月17日，叶利钦在俄第六次人代会上说：“俄罗斯国际活动的中心任务包括：同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以保证俄罗斯能完全合法地、和谐地加入文明国家联合体”。5月，叶利钦对记者说：“俄罗斯自古以来就跟欧洲是一体，因此我们应该与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等欧洲机构联成一体，应该加入其政治和经济同盟。”7月3日，盖达尔在俄议会发表讲话说：“俄要为自己的商品进入世界市场创造良好条件，要吸引外国大规模贷款和投资”，因此“面向西方是唯一理智的选择”。还有人指出：“通向世界经济之门的钥匙不在的黎波里，也不在北京手中，而在华盛顿、波恩、伦敦、东京手中”。（注：《莫斯科新闻》1992年3月阿·普什科夫的文章：《应保住自己的地位》。）所以，英国《卫报》1993年1月4日的文章说：“人们将科济列夫称为‘大西洋主义者’，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说他正在忽略‘近邻’。这种叫法也意味着他对西方过于顺从，并正在急不可耐地炫耀‘新俄罗斯’的反共业绩。” 正是这个“大西洋主义”，曾一度导致俄罗斯当局推行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 (2)“欧亚主义” 这一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是俄罗斯前驻美大使卢金和前总统国际事务顾问斯坦科维奇等人。他们认为，亲西方外交政策不符合俄罗斯国情；“如果让宽肩膀的俄罗斯农民穿上大西洋风格的无尾礼服和打上蝴蝶结领带，那将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和可笑的”；俄罗斯要用许多年才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而在此之前，只能扮演西方国家小伙伴的角色。他们认为，应当利用俄罗斯地跨欧亚、包含多种文明、多种宗教的独特地位，在东西方和南北方之间求得某种平衡，起到别国无法取代的协调作用，使俄罗斯再次跻身于世界“领导”行列。他们特别强调，俄罗斯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发展同东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俄本身的发展和周边的稳定至关重要；而且，即使为了同西方国家建立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也应当发展同东方国家的关系，取得平衡，以加强俄罗斯在同西方关系中的地位。 1992年，卢金曾在俄罗斯报刊上发表若干文章，抨击俄政府一些人沉湎于“不现实的、幼稚的亲美主义”，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钟摆的摆幅太大，因而使西方期望俄罗斯在它面前俯首贴耳。卢金认为，俄罗斯应把俄美、俄欧和俄中关系放在同等的优先地位；俄罗斯应发展和加深俄中关系，建立一种“不可逆转的相互依赖”关系。1992年12月，俄民主党领导人特拉夫金提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点首先应放在相邻的前苏联共和国，然后是东欧和其他前苏联的盟友，最后才是美国和西欧。 (3)“全球主义” 这一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是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诺·西蒙尼亚等人。西蒙尼亚虽然承认俄罗斯要将发展同近邻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但他的观点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发展经济至关重要，必须把发展经济放在传统的政治军事思想之上；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实现政策稳定，而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西伯利亚，因为它有丰富的资源。因此，他要求俄罗斯“根本改变”对亚洲的政策，并成立一个包括中国、日本、南北朝鲜、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国际集团。第二，俄罗斯不应站在北方一边卷入世界新的北南分裂，而应利用它是两个世界的成员这一独特身份，尽其所能避免北南分裂。第三，俄罗斯必须抵制西方的人权运动和干涉主义，因为干涉主义是美国的世界新秩序构想中固有的主张，这种主张只会加深北南之间危险的分裂。 除以上三大理论思潮外，还有“新反帝主义”和“救世主主义”。“新反帝主义”认为，俄罗斯应依靠前苏联的传统盟友，在国际政治棋局中与西方大国保持距离，必要时甚至可同“帝国主义”再次对抗。日里诺夫斯基则是大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另一种典型代表。他宣称“世界应对俄罗斯过去和将来作为救世主的作用感恩戴德”；他希望世界大乱，俄罗斯则乘机向南方扩张，使印度洋沿岸都成为讲俄语的国家。但是，以上两种意见被笼罩全社会的亲西方情绪所淹没。当时，俄罗斯政府的对外政策主要受“大西洋主义”的影响，俄罗斯政府中掌握外交大权的，也正是“大西洋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