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569/j.cnki.far.2022.03.021 冷战结束三十余年后，美国已然不是原先的美国。世界所熟悉的美国，是一个自诩为“人类灯塔”和“山巅之城”的美国。从约翰·温斯罗普1630年向“阿尔培拉”号乘客们的布道词中“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的宣言，①到罗纳德·里根1989年告别演说中呈现的“山巅的闪亮之城”的信条，②美国形成了世人熟知的“山巅之城”的历史叙事。然而，如今美国已经难以成为世界的榜样，“山巅之城”也不再闪亮。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11月1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包括美国的全球发达经济体中，绝大多数人不再认为美国民主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③近年来波谲云诡的美国内政和外交告诉我们，旧美国正在渐行渐远，新美国已经初现端倪。当前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遇到了较大麻烦，尽管一部分美国政治精英仍然坚决反对从世界事务中抽身，④但是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动摇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美国参议员本·赛斯就认为，当前美国外交政策出现的危机不仅仅是职业外交人员和政客的危机，更是美国人民的一场危机。⑤ 以历史为参照系，美国外交政策在冷战时期总体上是成功的，构建了一个“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并且冷战最后以美国的胜利而结束。然而，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却远非那么成功。“9·11”事件爆发后，美国深陷20年反恐战争。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权力快速转移，“美利坚治下的和平”濒临终结。⑥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世界观也在改变，已经不再愿意去领导世界，不再愿意维系全球范围的自由国际秩序。尽管美国并未走向绝对衰落，但是近年来美国已经无力支撑以往的外交战略，其外交政策出现了危机的迹象。那么，美国外交政策的危机在何处?其根源是什么?最近，态势又有新变化，俄乌冲突大大改变了美国的外部处境。在这场冲突中，俄罗斯遭遇了巨大的挫折，美国则利用危机重新激活了北约，强化其同盟体系，似乎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其影响力和号召力。那么，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得势是否意味着它在走出外交政策的危机?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以加深我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解。 一、美国外交政策的危机 美国外交政策的危机是指这样一种局面，即美国在全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战，政治精英经常难以制订合理的应对方案来解决问题或缓和挑战，其应对方式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局势，最终导致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的危机。就本质而言，美国外交政策危机的根源在国内层面，即美国国家实力相对衰落使得其无力维系全球范围的自由国际秩序，最终导致秩序走向坍塌。换言之，美国外交政策的危机是一种秩序的危机，更是一种实力的危机。尽管美国试图重新打造新国际秩序，然而受国内问题掣肘，国际危机和地区危机将不断涌现。具体而言，美国外交政策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外交决策机制功能失调加剧 美国外交政策出现危机的表现之一是决策机制出现问题，表现出功能失调的特征。当然，这并非说美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形，而是说这种功能失调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了巨大的干扰，并且将困扰美国很长时间。 第一，特朗普非专业主义的外交决策给美国留下了巨大的负面遗产。在美国外交政策谱系中，特朗普是作为一个旧时代终结者和新时代开启者的角色出现的。特朗普不羁善变的人格特质推动其打破美国外交政策既有的偏好和规范。⑦结果是，很大程度上美国外交决策脱离了既往的轨道，呈现出紊乱的特点，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特朗普卸任总统之际，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系统评估。主流观点认为，特朗普本身存在性格缺陷，他离经叛道的外交政策理念疏远了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导致其政府内部缺乏经验丰富的充足专业外交人员，加之特朗普任用的外交人才存在诸多问题，最终让美国的处境愈加糟糕。⑧尽管拜登当选给美国提供了一个修复调整的机会，然而有三个阴影始终存在：一是虽然拜登政府在外交决策上高度专业化，恢复了常规状态，但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甚至将许多政策常态化；二是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的影响力仍然无可比拟，甚至还有再次当选执政的可能，这意味着特朗普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将持续很长时间；三是美国外交政策非专业主义的社会基础仍然存在，两极分化的社会基础为其剑走偏锋提供了温床。 第二，民族主义正成为塑造美国外交政策难以忽视的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逐渐积累，已经汇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理念，正是回应了美国国内的这样一种情绪。在此影响下，美国政治正在发生重大转型，逐渐从一个“例外主义”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⑨在经济上，特朗普政府挥舞增加关税和“实体清单”的大棒，与中国大打贸易战，极大地冲击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与安全。在政治上，特朗普政府的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破坏了一系列联盟关系和国际制度，使之在短期内难以修复。⑩尽管拜登政府试图修复特朗普在政治上造成的恶劣影响，但是在经济和科技政策上，拜登基本继承了特朗普的外交遗产。有分析认为，除了措辞上略有区别，拜登在经济民族主义方面几乎与特朗普无异。(11)在民族主义影响下，拜登虽然宣称重新回到多边主义的路径，然而这种多边主义是局部的、俱乐部模式的，与美国以往的多边主义判若云泥。长远来看，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将持续很长时间，势必影响和塑造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战略互动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