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中国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挨骂”问题仍未解决，其中，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责难是最核心的挑战。①有观点认为，“讲好中国故事”、为世界贡献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②而“中国故事最精彩的主题，是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③与此同时，中国在讲述故事和传播经验时有意识地避免激化大国意识形态对立。中国明确宣示，“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④可是，近年来，中国仍然显著受到“挨西方骂”的困扰。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努力能否帮助中国解决“挨骂”问题?崛起国为何容易陷于意识形态责难之中? 本文聚焦大国关系，试图从结构层次提出论点。从崛起国的视角来看，努力改善外界看法、避免意识形态之争都是积极、平和的姿态，理想情况下应当缓和“挨骂”问题。但是，崛起国的意图或许难以回避结构性的困境。在意识形态二元区隔和大国权力接近的背景下，守成国基于“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的意识形态防范倾向不断增强，崛起国积极传播治理知识反而可能强化守成国的防范意识，从而形成“挨骂”的恶性循环。考察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案例将进一步凸显当代崛起国—守成国互动进程的特殊性，崛起国在权力结构压力高企时传播治理知识，相比其他阶段更有可能触发高烈度的意识形态责难。 第二部分将梳理既有文献，引出本文的理论进路。第三部分将在理论层面探讨当代崛起国治理知识传播难题的生成机制——来自守成国意识形态责难的“正反馈循环”，并将之拓展为意识形态责难程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意识形态责难程度可被视为与权力结构压力有关的分段函数，治理知识差异感知和权力结构压力可以共同解释守成国基于“身份对比”和“模式竞争”的防范的烈度变化。第四部分将基于本文的理论视角，呈现当代中美所处的结构性背景及其引致的“挨骂”难题，并讨论其他三个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案例(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80年代的日本，以及冷战结束后的新加坡)。这四个案例的对比既可印证本文描述的一般性机理，也凸显出当代中国面临的独特处境。最后是结语。本文的发现有助于说明崛起国“挨骂”问题的特殊性质，如何应对这一难题更加考验崛起国的定力和智慧。 二、大国政治与治理知识 本文将一国的治理知识定义为从该国治国理政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一系列观念性物品，其中不仅包括根本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偏好，也包括具体的制度、政策和实践等。⑤治理知识这一概念可以较好地覆盖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案例，以利于理论构建和经验分析。一是这个概念具备“意识形态中性”，即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都可能从事传播上述观念性物品的活动，而不需要有特殊的“输出一整套模式”的冲动作为基底。虽然一国的治理知识可能包含意识形态因素，但治理知识传播的内容未必包含意识形态。二是这个概念有助于涵盖更丰富而微妙的差异性，即使被普遍认为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也可能产出并传播不同的治理知识。比如，美国和欧洲国家从事的(西式)民主推广活动并不涵盖完全相同的“民主”知识，⑥其路径和内容的区别反映出各国具体的政治实践差异。⑦三是这个概念又与一国的核心意识形态紧密联系。治理知识是对本国治理体系成功经验的总结，外部对于本国治理知识的正面评价又有助于增强本国价值观的合法性。这一联系也符合中国官方对于“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主题的认知。 既有研究围绕大国政治与治理知识的互动展开了多方面探索，本文建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并试图进一步廓清这些因素间的微观互动机理。本文之所以聚焦于崛起国—守成国这一对关系，主要源于在大国权力结构紧张的背景下，大国关系极大地塑造(或限制)了崛起国在治理知识传播层面的处境及潜在的能动性空间。 第一，既有研究指出，大国兴衰对于国际体系中的政体分布有着重大影响。谢瓦·古尼茨基(Seva Gunitsky)发现，历史上的政体变迁浪潮通常发生在大国权力结构突变之后。大国的物质能力使其得以使用“大棒”和“胡萝卜”促动其治理知识被他国接受，大国也更能决定国际体系中怎样的治理知识是正当、恰当的。⑧凯文·纳瑞茲尼(Kevin Narizny)认为，历史上(西式)民主大国在大国竞争中的接连胜利造就了当今国际体系中(西式)民主政体占优的局面。⑨加莱斯·波许(Carles Boix)指出，大国间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分布决定大国是否以及如何推动政体变迁。⑩这些研究为政体变迁提供了基于长时段历史演变的体系性解释，它们的关注点在于大国权势起伏的宏观图景如何决定国际体系中政体的最终分布情况，而这通常是重大国际事件“冲击”(如大战、经济危机等)的结果。 第二，有学者关注大国竞争中的理念维度，指出权力结构对理念变化的塑造作用。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和蒲晓宇主张，单极体系下的崛起国发起权力挑战之前，必须先用自身的独特理念消解霸权国既有理念的合法性。(11)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认为，伴随着大国的崛起，国际体系中的地缘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商业理念总是会相应得到重塑，以适应崛起大国的固有理念。(12)徐进提出，理念竞争以权力竞争为基础，大国间物质实力的接近才会揭开理念竞争的序幕。(13)据中国学者观察，中美两国正围绕国际秩序构想和国内发展价值观展开理念层次的博弈，特别是美国主动在国家治理、国际交流等维度推动意识形态分野、建构“中国威胁”。(14) 第三，既有研究也重视意识形态对大国政治发挥的作用。马克·哈斯(Mark Haas)认为，意识形态差距和大国意识形态的分布情况决定了大国的威胁认知和安全政策取向。(15)约翰·欧文(John Owen)认为，意识形态极化容易导致大国选择武力改变他国政体。(16)杨光斌和宋伟提出，政治思潮的变迁是世界政治变迁的根本动力，治理知识的扩散往往伴随着国际格局的重组和国际权势的再分配。(17)权力转移范式下的实证研究经常将崛起国和守成国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视为崛起国不满情绪的来源。(18)节大磊则认为，当今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进入了类似安全困境的状态。(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