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22)02-0024-07 辛亥革命后，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结束了几千年君主专制，确立了西式民主，但西式民主在民国初年的运转却贫乏无力，完全没有显示出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主义内容或掺杂在民主政治中，或反复而短暂地代替民主政治，中国民主政治在峰回路转过程中屡屡被代之以帝制复辟。新文化运动后期，伴随着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在理论上具备了探索另一种民主道路的宝贵机会。中国人追求西式民主，在实践中遭遇了难以逾越的困境，“中国人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1]在追求民主的重重困境中，中国人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中，认准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重新探索民主道路的机会，“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毅然决然拿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担起了救亡图存以求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的历史重任，借鉴苏联苏维埃民主实践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积极探索中国民主新路，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特殊国情、具有明显中国特点的新型民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的新型民主制度，具有明显的协商特征。首先，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势力在阶级、阶层及组织等方面的多元特质。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只能是一种革命统一战线范围内的协商性民主。迄今为止，“统一战线作为共产党的重要法宝”仍然“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的政治基础”。[3]其次，还表现在，革命统一战线范围内的政治势力，虽然有先进性上的差异，但是作为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她所领导的革命势力，也要以协商方式进行互动往来，并以协商方式来进行民主决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共和国过程中的政治协商，就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统一战线或爱国统一战线或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内，非常注重进行民主协商的条件建设，既注重规章制度建设，也注重多元协商主体建设。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民主党派进行党建，维持多党协商民主框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的新型民主制度，更注重政治参与者共同利益的实现，民主的目的在于多方协商以求同，而不在于各自竞争以立异。 一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输入及中国的民主新路 近代以来，中国以传统君主政治理论及制度应对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及制度，在实践中造成了自己的屡屡被动，在结果上日益依附于西方。先进的中国人逐渐看清了西方所以先进的根本即在于它的民主，并渐趋于强烈要求学习西方民主理论及制度，开始引入西方民主理论以指导和引导中国民主实践。辛亥革命后，虽然孙中山政治理论也有追求中国特色的自觉，但是在中华民国初年的政治领域，西方原版民主理论及制度更有理论上的吸引力与舆论上的号召力。“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4]但西方民主毕竟在实践中早就遭遇了一系列批评，不论是无政府主义的批评，还是社会主义的批评，还是政治理论家彼此之间的批评，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呈现了西方民主理论的诸多瑕疵与不足。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对资本主义民主开展的理论批评尚未产生改良之结果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现实批评已经在苏俄结出了新的成果，展示了人类追求民主的另外一条现实路径。“中国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5]就在苏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辟人类历史及民主道路新纪元之时，中国先进分子努力争取到的西式民主道路也在实践中走向了穷途末路，“欧洲文化的坏处，已经被欧洲大战显示得明明白白”。[6]中国要在民主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必须要寻找一条新路。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化过程中，首先是在苏俄十月革命启迪下，在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搜寻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他们中不少人曾留学日本，在日本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经历，由此而使得日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早期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一个重要源头。20世纪初“至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人主要从日本得知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以后至中共成立，日本仍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7]当中国先进分子在苏俄十月革命启迪和吸引下，开始注意到苏俄十月革命背后的马克思主义时，他们就在自己已有的文献积累中搜寻和整理马克思主义知识，撰写了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由此而在一定范围内普及了一定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一些人由此而坚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自觉地从日文文献中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在先进分子中的传播范围及影响力度，在结果上造成了更多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化。[8]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化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在组织上建立了从苏俄及共产国际、苏联输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通道，马克思主义民主知识由此而大量输入中国，并被中国先进分子接受。中国共产党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民主知识过程中，既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认识民主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也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基本理论判断，理解了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在实践中推动以无产阶级民主替代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径、策略与方法等。中国共产党既然在民主知识来源上已迥然不同于她之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那么她所主张并带领人民所走的民主道路，就必然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式民主的新路。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具有恢弘的人类视野，既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分析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阶级主导的政治民主，客观评价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贡献，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实质、内在矛盾及历史局限性。也是站在人类解放的视野下，比较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不同，分析了无产阶级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条件、政治条件及社会条件，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民主实现及巩固过程中的突出政治地位及重要政治作用，在民主的广泛性、平等性和真实性上，尤为强调民主的实质内容，既平等地反映和保护个体，也突出要实现人民共同的整体利益。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接触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当然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等在经典著作中所表述的理论内容，但更主要是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传播到中国来的苏维埃政权的民主理论及民主经验、民主知识，“苏维埃政权的优越性，赢得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崇”。[9]因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策略重点及指导思想在前期较为侧重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所以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还不能依托自己获得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进行独自的民主道路探索，而只能在自己的党内民主中进行部分实践。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阶段，由此在革命政权的建设过程中走向了独立探索民主道路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也得以在苏维埃民主实践中渐次贯彻开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既在实践上确立了苏维埃民主的新形态，也在民主实践中自觉贯彻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开辟了一条崭新的中国民主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