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伪满洲国为基地，不断向外蒙扩张；苏联为巩固其在外蒙的优势地位，防御日本侵略，则陆续加强对外蒙的军事援助。1936年3月12日，苏联未经中方同意，擅自与外蒙当局签署具有防御同盟性质的《苏蒙互助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为其在外蒙的军事活动提供法律依据。其主要内容包括：“如遇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受第三国家攻击之威胁时，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意速共同讨论发生情形并采取足以保障安全，防护领土之方法。”“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如遇条约国之一方受武力攻击时，应互相尽量及武力援助”。“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彼此均知条约国一方之军队，经互相同意，履行本协定第壹条或第贰条规定之义务，进驻其他一方领土内，于无必要时，须速行撤退，应以壹玖贰伍年苏维埃军队自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撤退事实为先例”。①《议定书》的缔结，固然是苏联对抗日本侵蒙行动的因应策略，客观上却严重损害了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激起轩然大波。 海外学界以往对《议定书》相关史实的研究，大多以苏蒙、苏日双边关系的路径展开，缺乏对中日关系的关照。②国内学界多强调《议定书》客观上对中国在外蒙权利的侵犯与影响，但鲜有对中方因应过程的深入探究。③近年学界突破双边关系，开始在多边关系视角下重新审视《议定书》的研究。如，俄国学者卢扎宁以俄蒙中关系的视角，在“满”蒙纠纷和中苏外蒙纠葛两条线索下，对苏联《议定书》决策出台及苏蒙交涉过程有细致梳理。但卢扎宁对中日苏三国围绕《议定书》的互动过程着墨不多，此外，他认为中国的抗议和苏联的辩驳，是双方玩弄的“外交把戏”，中方得以“保全面子”，苏方则放心地在外蒙自由行动。该论断过于突出国民政府对苏妥协的面相，而忽视其对苏抗议的复杂动机。④中国学界相关研究仍然以中日关系为主轴，论述国民政府在《议定书》签署后的对苏、对日交涉。⑤鹿锡俊曾对1936-1937年中日苏关系的发展做出精当论述，其中亦较多讨论了《议定书》对蒋介石“日苏相互牵制战略”的影响。鹿锡俊的研究更强调蒋介石在得知苏蒙签署《议定书》后，对苏观感恶化，进一步致力于“借日制苏”，却不够重视蒋介石维系中苏关系的举措。⑥总体来看，学界关于《议定书》及其对东亚国际格局影响的研究，仍有继续深化的空间。 本文主要依靠中日苏三方的已刊及未刊档案，重点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论述：中国在苏联外蒙安全战略中的地位；《议定书》公开前后的中苏交涉过程；中日两国在《议定书》风波中的研判与对策。希望借此展现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多元面相与复杂纠葛。 一、日苏冲突激化与苏联外交政策转向 在日本对苏作战布局中，外蒙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是苏联外贝加尔地区的南部屏障。日军突破外蒙后，可威胁苏联欧亚交通的命脉；反之，苏军亦可从外蒙直击伪满洲国的核心区域。有鉴于此，日本在侵吞中国东北后，便谋划侵略外蒙地区。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后，关东军意图继续在华北、“蒙疆”成立亲日“满”政权。⑦10月，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向关东军司令部提交了《关于蒙古国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在内蒙建立“蒙古国”，以利于日本对苏、对华军事行动与政策实施。⑧日军通过侵略内蒙，获得了向外蒙扩张的新据点。为确保在外蒙的安全战略，苏联设法加强对外蒙当局的军事支持。 1934年11月27日，苏联与外蒙当局达成口头协定，约定任一方遭受第三国攻击时，另一方将提供军事援助。⑨但苏联此时并不愿意在外蒙爆发苏日军事冲突，所以当1935年1月27日，关东军借口外蒙军队进占哈拉哈庙地区，派遣多兵种混成部队大举攻人该地时⑩，苏联对此公开表示与外蒙并无“特殊结合”，若将来日伪军进攻外蒙，必保持缄默。(11)苏联在公开场合与外蒙撇清关系，并非坐视不理。为了平息层出不穷的外蒙边境纠纷，苏联安排外蒙当局与伪满直接谈判。1935年5月底，外蒙、伪满双方达成协议，各自派出代表团，于6月3日在满洲里举行会议，目的是解决哈拉哈庙附近的边境争议。 孰料满洲里会议期间，外蒙、苏联边境再生事端。6月23日，两名日军士兵潜入外蒙进行测绘；26日，外蒙边防部队遭到来自伪满境内的射击；27日，两艘伪满军炮艇侵入苏联内河水域。苏联驻日全权代表尤列涅夫于7月1日照会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历数1935年5月以来发生在东北中苏边境上的7起主要边境摩擦，指责日方蓄意启衅。(12)此次抗议表面上仅针对苏联边境，在当时情况下，也是间接警告日方不要继续在外蒙边境肇事。然而，日本判断苏联将延续此前对外蒙边境纠纷“事不关己的态度”(13)，故而无意收敛对外蒙的侵略。7月4日，伪满代表团在会议上借口新近发生的边境纠纷，向外蒙代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外蒙允许日本在其境内派驻人员、建设电报线路，否则，外蒙军队就必须撤出指定区域。(14) 鉴于外蒙局势紧张，苏联改变了此前在伪满、外蒙交涉中身居幕后的策略。7月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紧急向斯大林提出新的对外蒙政策。李维诺夫认为，日军挑衅的目的，或许是在试探苏联是否会干预外蒙局势，但这种接二连三的纠纷若不加以遏制，可能酿成日苏全面战争。他继续指出，苏联在确保欧洲安全之前，为保卫外蒙与日本发生激烈冲突是很不合适的，可是苏联态度消极会诱使日军继续制造事端，并迫使外蒙“与日本和解”。李维诺夫建议“现在与蒙古政府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规定在第三国军队存在的情况下”，苏军有权利进入外蒙境内。如此，不仅可以对日本形成震慑，而且不会让苏联背负军事义务。他同时建议，苏联应向日本政府表明对外蒙边境完整性的关切，在外蒙遭到日方军事入侵时，苏军有权利进入外蒙境内。(15)当天，苏联外交当局训令尤列涅夫对广田弘毅发出声明，谴责日军在外蒙边境滋事、向外蒙当局提出不合理要求，“从确保自身边境安全的角度出发，关注外蒙领土的不可侵犯性”，苏联准备尽其所能地为“和平”解决外蒙边境纠纷作出“贡献”。(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