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2)03-0023-11 全国抗战爆发后，随着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的政治形势由以国共阶级矛盾为主的国内战争转向了以中日民族矛盾为主的全民族战争。而要推动抗战顺利进行，必须正确处理中日民族矛盾与以国共矛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国内阶级矛盾的关系①，这是争取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基础、前提、条件和保证。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联系起来，准确把握抗战对象的不同特点，综合分析各种利弊因素，厘清相互之间的关系，整合各抗战主体及相关政治力量，积极寻求有利于推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最佳策略，形成了关于统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一系列理论认识，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自由，孜孜以求不断进行探索与创新的宝贵精神品格，而且对于当下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把解决民族矛盾放在首位，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②“七七事变”爆发，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求中国共产党调整土地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以适应解决中日民族矛盾的需要。毛泽东指出，大敌当前，应当“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调整原则“是应当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缩小”③。这表明，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已认识到，必须把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放在首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要服从于争取民族生存的需要。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形成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建立“下层统一战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与“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等设想。由于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把“剿共”放在了第一位，把抗日放在了第二位，致使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迟迟未能建立。国民党是民国时期的执政党，领导着200万军队，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如果它不能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战，中国的抗战很难顺利进行。为了推动国民党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主动作出了四项保证：“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④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解决中日民族矛盾的需要，为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而作出的重大改变，其目的是为了换得实现民族解放、独立和自由所需要的国内和平局面。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推动了国共合作谈判的步伐。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地位合法的公开谈话，标志着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这意味着中国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动力问题已初步解决，争取民族抗战胜利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根本保障。这是中国共产党主动牺牲自己的阶级利益取得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要矛盾规定事物发展性质的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这四项保证，一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即使在国共矛盾最激烈的“皖南事变”时期也从未突破这个底线。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积极与国民党军队合作抗战。在1937年9月的太原会战中，八路军115师挺进平型关配合阎锡山的晋绥军作战，歼敌板垣师团1000多人，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10月13日至11月2日，忻口会战爆发，八路军与阎锡山、卫立煌等部队密切配合，歼灭日军2万余人，是为全国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紧密配合取得的一次成功的防御战。1938年1月，徐州会战爆发，八路军总部向所属部队下达了破坏日军交通线、断绝日军交通补给、打击钳制敌人的命令，晋察冀军队派遣各军分区部队开展游击战争，129师挺进冀南地区支援国民党抗战。在武汉保卫战期间，新四军深入苏南敌后打击日军，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占领武汉的时间。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军事压力。在战略反攻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先后发起反攻，有效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共同推动了抗战胜利的到来。 “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⑤争取抗战胜利的需要使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使其在某一时期、某个阶段、某些方面暂时表现得比较缓和，却从未消失，只不过改变了其存在形式而已。秉持什么样的原则处理国内阶级矛盾尤其是与国民党的阶级矛盾，把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与国民党的斗争限定在什么程度，什么范围，等等，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中国共产党认为：“同各党各派的政治斗争，是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的，但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的问题，应该成为斗争的中心。”⑥这就是说，要正视阶级矛盾的存在，但要使其服从和服务于民族解放、独立和自由的需要，在阶级矛盾激化、阶级斗争尖锐化可能破裂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下，要主动采取措施缓和阶级矛盾，维护民族抗战所需要的国共合作抗战局面。 1937年12月28日，朱德向各部队发布训令，指出为减少磨擦，巩固国共团结，决定暂时“停止扩兵突击”，帮助国民党“扩大新的部队”，“帮助其建立与健全其部队的政治工作”，与国民党军队“建立密切联络”⑦。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时提出，停止在国民党内“招收党员组织支部的活动”⑧。15日，张闻天在此次会上进一步指出：“在帮助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形式下进行工作”，“不在国民党中发展共产党”⑨。大会据此通过的决议正式决定：“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并“以谦和互敬互商的工作态度，去亲近国民党同志和一切抗日党派的同志”⑩。中国共产党主动采取措施消弭国共隔阂，使全国抗战初期的国共关系呈现出良好态势，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