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五四时代的中国青年并未如其所愿获得一种彻底的解放与完全的自由，个体的生命与传统的家庭、家族仍旧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即使从家族中出走的青年人，面对如无物之阵的社会也会感到一种无处着手的愤懑与无力感，作为一群最早接触新文化、新思潮与新观念的个体，无法迅速地构建一个理想社会来安身立命。对未来的强烈憧憬与对现状的极度不满，形成了一种复杂而极具张力的感觉结构，这种基于个体生命感受(未必完全符合个体的经验事实和社会真实)的公共表述与感觉结构反过来又会影响后五四青年人对于家庭、社会与世界的认知方式与价值取向。一言以蔽之，家庭成为后五四青年具体而微地感知社会与世界的逻辑起点，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甚至改造世界就必须从改造家庭和改造自我出发，家庭革命就成为通往社会改造的逻辑通道。余英时先生在引述了傅斯年、陈独秀和熊十力强烈批评家庭制度的言说后指出：“一位自由主义者、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位新儒家——这是中国二十世纪三个互相排斥的思想流派——都异口同声地说中国的家族制度是‘万恶之源’，这也许要算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但由此也可见‘五四’反传统的声势多么猛烈，中国知识界的价值观念真正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①本文旨在从后五四时代比较有影响力的几份报刊尤其是这些报刊上的读者信箱出发，试图呈现后五四时代青年群体如何通过与编辑的通信来呈现个体性的家庭、婚恋等苦痛，而编辑又是如何将这些苦痛纳入一个阶级抗争与家庭革命的大叙述之中，进而影响了众多中小知识青年对于共产革命和左翼文化产生认同感的历史过程。 一、“冲进社会”还是“回到家庭”：青年群体的两难困境 中国传统大家族在过渡时代风雨飘摇，问题丛生，而社会更是千疮百孔。面临失序，身处家族与社会之间的青年群体对此感受最为深刻，可以说他们处于一个左右为难、内外交困的境地。这个群体的恋爱、婚姻、求学和择业等都受制于家庭的状况，他们试图摆脱家庭的束缚但又往往无法在社会上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尤有进者，家庭和家族对于这些人外出求学往往是提供了实质上的资助的，但在大家族和小家庭的优劣比较论述的影响下，以及个体在都市生活里的挫折与愤懑等情绪的刺激之下，他们往往对于所出身的家族形成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结构和认知模式。1926年《中国青年》曾刊发一个读者濮铁符致编辑萧楚女与恽代英的书信，其中写道：“然而我的家庭，我的亲友都这样希望我，不愿意给我停学。在这里我的难题就到了。劣绅土豪是我们革命党人应该打倒的。资助我升学的那班人都是C县的现任绅士，内中就有为人们认为是劣绅，土豪的，那末，我接收他们的资助，岂不是有与土豪，劣绅勾结的嫌疑了吗？岂不是于道德上有防碍了吗？”②这种感觉结构和认知模式经常会引导他们过度地夸大传统家族对其人生的负面影响，而这些夸张的论说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青年人的认知。 女性问题在有关家庭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公共讨论中尤其引人注目，而对于女性问题的论述就成为报刊和知识人是否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判定尺度。《读书生活》曾经围绕女性在这个变革时代的角色与选择做过简短的编读往来，对其加以讨论。编者在答复读者的来信时指出： 在本刊第二卷十二期和第三卷一期里，我们有两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一篇是批评陈衡哲女士教女子“不要脱离家庭，而使儿童失去他们的母亲”的意见，我们的答复是要努力冲进社会，不要成为家庭的奴隶。另一篇是一位脱离了家庭而没有办法生活的女士的特殊问题，我们给她的解答是：如果家庭可以暂时凭依，为了吃饭，就暂时到家庭里住一住也不要紧，只要自己能够努力，不要被家庭周围的一切同流合污，只要自己能够利用家庭的地位作为自己向前的出发点。 在两篇文章中，我们的意见本来是一贯的，就是说，一个女子在今日生活的目标，始终应该以“冲进社会”为主，不论是直接冲进去也好，直接冲进去如果不可能，借着家庭做暂时的桥梁也未尝不可，只要她能够坚持着尽她变革社会的一份子的任务。③ 从上引论述来看，左翼期刊基本上是鼓励和支持女性从家庭空间里脱嵌出来，与社会实现对接，而社会本身又是问题缠结的，刚与家庭决裂的“娜拉”出走以后还得承担“变革社会”也就是改造社会的重任。因此，改造自我、改造家庭与改造社会就成为各种接触新思潮群体的青年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读书生活》编辑曾指出了女性在这个时代的两难困局： 我们应该知道女子回到家庭或是冲进社会，这正是一个矛盾；这一个矛盾，它正是社会上一种现实的反映。因为在目前，一切的家庭都正在那里破坏；比方家庭事务的逐渐社会化，以及家庭生活的不能维持，这一些事实，正是把成千上万的女子赶出家庭去。同时，社会的不景气，失业人数的增加，女子们在社会上很难得到相当的职业；并且这一些事实，又使得现社会的掌握者感到极大的困难，于是又只想把女子完全叫回家庭去。在这一个现实上的矛盾还不曾好好地解决以前，女子们这种“一只脚踏上两条路”的苦痛，是没有法子根本免除的。④ 对于民国时期的新女性来说，婚姻家庭问题是限制她们求学、独立和进入公共领域最大的阻碍之一。当时《申报》一个读者罗淑清就婚姻问题写信给“读者顾问”栏目的编辑如此倾诉内心的痛苦：“我也冒过几次险和他(指其男友)在公园谈心，彼此更形投契，可恨我虽想否认这纯粹专制的婚约，脱离这不具生产能力、不合性情的未婚夫，但我这样的陈腐家庭，纵然把我私衷向父母说明白，也决不能遂我所愿，我的将来绝望已极，我听说夫家不久将要看期娶我，不啻我死期将近。先生常说自杀是切不可，我一朝出嫁到僻乡荒镇榨取平民血汗的土豪家中，决绝我意情投契的爱友，我觉是生不如死，惟先生雾海南针，请示答复。”一面是情投意合的男性朋友，一面是性情不合的未婚夫，夹在其中而未能摆脱自然是一种巨大的苦恼。编辑回信表示同情，鼓励她摆脱家庭的桎梏，冲入社会寻求一个独立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