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引文证实了古代的腐败性质，腐败乃是为了私利而滥用公职。然而，这段引文还说明，即使在当时，腐败也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腐蚀剂，因此，必须在作出反应时采取具体措施。这位国王的顾问头脑敏锐地暗示了不自由的贸易、边界官僚的骚扰与腐败之间的联系。而且，他明白，腐败所包括的远不止是贿赂：腐败显然是指窃取公共收入。 相反，在更近的时代，一种修正论观点认为，腐败或许与发展并不矛盾，有时甚至能促进发展。例如1970年代末，哥伦比亚大学的莱夫(N.Leff)认为，“腐败可能把一种竞争因素引入一个否则是四平八稳的垄断性行业……而支付最高贿赂成为分配的主要标准之一……一种争取效率的趋势因而被引入了现存体制。”经济学家卢伊(F.Lui)在1985年一期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也断言，“贿赂策略……使排长队的时间所消耗的平均价值降至最低限度……[而官员]……能够选择加快服务，如果贿赂被允许。” 虽然这种修正论观点的粗劣变体今天已不那么常见，更微妙的说法仍大量存在。这些当代说法使腐败变得含糊其辞。例如，腐败被含糊其辞地说成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含义，这意味着在西方被视为腐败的事情，在经济正在迅速兴起的国家的习俗中将得到不同的解释。含糊其辞也是有关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修正论评估的特点，促成这种特点的事实是，一些亚洲经济老虎既有惊人增长，也存在高度腐败。另外，在有关掌权人物消除其国家内的腐败的“真正义务”的问题上，也存在含糊其辞的情况，而在是否真能做什么事情以消灭腐败的问题上，情况同样如此。最后，在有关市场改革对腐败的影响的讨论中，也出现了含糊其辞的情况。 没有人对与腐败有关的道德弱点提出异议。然而，在腐败及其原因、影响和根除方法上的含糊其辞使许多人怀疑，与腐败作斗争应该是一件真正得到优先考虑的事，还是一件仅仅说说而已的事。反腐败已成为一件人人都说应该得到优考虑的事，对这个事实没有人提出异议。在最近几年间，大量文件、会议和报刊文章都包括这个科目。许多著述认为，腐败在许多国家已变得非常盛行。市民阶层大声疾呼，要求解决许多地方的腐败问题。诸如透明度国际等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网址，充满有关各国腐败指数的信息。然而，重要的问题仍未得到答案。腐败对经济增长来说是有利的、有害的、还是无关紧要的？面向市场的改革是根治腐败的良方，还是导致腐败的原因？是否一个国家的经济应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广泛存在的腐败才能得到制止？最近的研究和资料在有关这些问题的可能答案上透露了什么？ 腐败：该诅咒还是该祝福？ “贿赂能使办事顺利”的观点的主题是，贿赂可能是回避烦人的规章和没有效率的法律制度的有效途径。这种理论不仅导致令人误解的学术模式，而且使希望用贿赂做成生意的私营公司的行为变得合法化。如果进行更严密的考察，这种理论充满漏洞。首先，它无视许多政治家和官僚所拥有的极大程度的处置权，尤其在腐败社会内。他们对帮倒忙的规章的建立、增补和解释拥有决定权。因此，腐败不是严格的管理的吱吱作响车轮的润滑剂，而是正在成为过分的和随心所欲的控制的催生剂。这是一种腐败借以滋生的机制。 除了一些学术著述，“腐败辩护者”的一个流派认为，贿赂通过减少获得许可证和处理文书工作所需的大量时间，能够提高效率。这种“钱能加速办事”的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假设双方都将切实地信守交易，进一步的贿赂要求不会被提出。在印度，一个受贿的高级公务员不可能丝毫加快获得某项核准的过程，因为涉及这个过程的有许多官员，但他会欣然提供自己的服务，以延缓对立公司的核准过程。 即使在为了获取贿赂而建立无数帮倒忙的规章的社会内，也应存在由为富有成效的社会目标服务的法律和规则组成的核心。简洁明了的建筑法规、合情合理的环境条例、能确保银行系统公正的明确规章、以及有关核材料贸易的严格规则——这些在任何社会内都是不可或缺的。腐败“润滑”论在这方面尤其凶险，因为贿赂将起到践踏这类规章并危害社会目标的作用。例如，在热带雨林非法砍伐，这可能是非法行贿的结果。促成贿赂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家在限制潜在竞争对手进入行贿者的市场方面具有决定权——就象最近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天然气和电信部门的丑闻中所发生的那样。在这些事例中，数量空前的“润滑剂”加强了庞大的垄断性结构。不受监管的金融制度所固有的腐败习惯，促成了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最近的宏观经济危机。 “贿赂有益”论的一种复杂的经济变体，是认为贿赂能使供求关系见效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在对某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竞争性投标的情况下，行贿数额最高者将获胜，而成本最低的公司将能承受最高的贿赂。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简要明确的，但却是错误的。首先，由于这种观点把注意力集中于贿赂，它没有考虑到，腐败所代表的是窃取公共资源。这种贿赂最终转移国库收入，从而损害宏观经济的稳定。此外，受贿者往往使这些资金流入海外帐户，使在国内富有成效地利用这些资金的任何可能性化为乌有。例如，在过去数十年间，尼日利亚的预算流失了数十亿美元。其次，认为最大投标能力来自成本高效益是错误的；相反，最大竞争能力往往与不规范的品质有关。第三，政治家很少使某种非法报酬的目的受竞争性投标的支配；相反，鉴于在腐败合作关系中需要保密，他将认真选择可信任的人小心地接受贿赂。在乌克兰，一家建筑公司为一幢重要公共建筑物的铺设排水管道工程出价每平方米10美元；负责官员立即否决了该承包商的施工资格，因为他的出价“敢于”少于每平方米30美元的“最低”投标费用。投标的赢家几乎不可能是成本效益最高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