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与合作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发表他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在国际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注：《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回应》(Responses to Samuel P.Hunt-ington's"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993年9—10月号，第2—27页。）亨廷顿本人亦在《外交》季刊冬季号再发表《不是文明，又是什么？——后冷战世界的范式》一文进一步作出申辩。国内不少学者对亨氏的所谓文明冲突论也发表了严肃的评论。（注：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书中收录了近年来国内发表的评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论文多篇。）1996年亨廷顿又在《外交》季刊冬季号上发表一篇题为《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适用的》的新论文，（注：这是他在1996年12月出版的专著《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的一部分。）对他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作了部分修改，但仍坚持其基调。看来对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的讨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笔者同意国内学者的基本观点，即亨氏的文明冲突论的结论有失偏颇，且有为美国当权者谋划称霸世界策略之嫌，但亦感到亨氏对文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在学术上有其独到之处，而在现实国际关系中，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的问题。因此，本文将理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他最近观点的发展，进而就文明对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与合作的影响进行探讨。

      一、所谓文明冲突论

      冷战后的国际形势显得复杂多变，如何认识当前的世界，把握国际关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成为政界和学界思考的主题之一。国际关系界的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即为其中突出的一种观点。

      亨廷顿以西方作为立足点，来分析国际关系的模式。他认为，未来世界中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亨廷顿把目前世界上存在的文明分为7种。指称这7种文明决定未来国际间的冲突，其原因是：文明间的差异是人类的基本差异，现代社会强化了文明意识，宗教的认同，非西方的文明意识的加强，难以协调和变更的文化特征，经济区域主义的抬头。这样，文化的“丝绒幕”将取代意识形态的“铁幕”。历史上存在于文明之间断裂带的冲突将再次突出地表现出来。所以，国际冲突在经历了君主冲突、民族国家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之后，将进入文明冲突的阶段。（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外交》季刊，1993年，第22—49页。）他自认为其文明冲突论是目前国际关系方面的最佳理论，并对别人的点评咄咄逼人地反问，未来国际关系中的主义冲突之源，“假如不是文明，又是什么？”。声称他的理论建立了“后冷战世界的范式”。（注：亨廷顿：《不是文明，又是什么？》(If Not Civilizations,What?)，《外交》季刊，1993年11—12月号，第186—194页。）

      亨廷顿在最近出版的《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发展了他的观点。一方面他认为现实国际社会中的各种文明，有各自的特性。非西方国家不可能照抄西方文明，西方国家也不应将西方的意志强加给其他社会，否则会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行为。“一切政治都是当地政治”。所以，在解决国际冲突时，主要责任必须要由在那些地区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文明国家来承担。一方面他又为西方国家献策，声称西方应放弃普遍性的幻想，提倡实力、凝聚力和它在一个文明世界上的文明的持久力，保持和恢复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西方的责任是确保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促进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加强西方文明的凝聚力就意味着既要在西方内部保持西方文化，又要明确规定西方的界限。为此，应控制来自非西方社会的移民，并确保承认西方文化的移民融入西方文化，同时要加强北约组织作为西方文明的保障机构，不应让东正教和穆斯林国家成为其成员。美国对保障西方文明负有不言而喻的责任。（注：亨廷顿：《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适用的》(The West Unique,Not Universal)，《外交》季刊，1996年11—12月号，第41—46页。）这里，亨氏具有了要尊重非西方文明的认识，并强调要加强西方文明的凝聚力并在其内部排斥其他文明，以应对其他文明的挑战。

      二、文明的冲突会主导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吗？

      亨廷顿的理论提醒人们还可以从文明的视野来分析国际关系，并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国际冲突。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和分析国际问题的有价值的新思路。（注：陈乐民教授提出可以用“文明—国家—国际政治—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框架来研究国际问题。《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第8—12页。）但是，亨廷顿把文明冲突论作为认识和分析国际关系的基点，有着明显的弱点和漏洞。

      首先，亨氏对文明的解释值得商榷。为了能自圆其说，他有意把文明静态化。结果他按主要文明的地域分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发达程度，来划分世界政治地图，悲观地得出结论说在这些文明的所谓“断裂带”注定要发生冲突。这里，亨氏忽略了一点，即文明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并非一成不变，它将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展变化。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罗列过世界上存在的20多种文明，可在今天，其中许多文明早已绝迹。而当今世界现存的文明也是历史上各种文明相互融合的结果。（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由于历史发展层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现在世界上的文明还存在着很大差异，但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这些文明间趋同的一面将会日趋明显。亨氏错按传统的文化分析方法来划分文明，虽然说是认清了决定不同文明的实质性因素，但是，当代文明是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和丰富多采的现代社会的融合体；当代文明就其内涵而言，还有现代文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等等。这些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其影响不分地域和民族，从而使得人类社会具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利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趋势影响下，世界各文明间形成相互依存的密切联系。文明间的“断裂带”，往往又成为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交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