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1]（P44），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和超大规模人口减贫的奇迹，开启了“中国之治”的新境界。由于制度建设始终处于根本性地位，因而人们往往更多地是从制度“硬治理”的逻辑出发来阐释“中国之治”背后的制度密码，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意义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即意识形态“软治理”。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是以系统化、理论化的形式出现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它构成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民族精神信仰的载体，对于扩大政治认同、规范社会行为和促进国家治理，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为人民立行的工作。因此，在对“中国之治”制度逻辑剖析的基础上，重点探讨百年大党“中国之治”的意识形态逻辑，不断强化“中国之治”的意识形态根基，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 一、制度逻辑：“中国之治”的传统维度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对人类社会活动具有强制调节作用的社会规范体系，既包括在社会形态意义上的总体制度，也包括一定社会中不同领域的制度。同时，还包括不同位阶的制度安排，比如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等。纵观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百年奋斗历程，制度建设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制度逻辑：始终致力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制度支撑，始终致力于为形成完整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而努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蓄积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之治”的本质就是“制度之治”。从制度逻辑出发，特别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维度理解“中国之治”，这是人们普遍一致的一种认识向度。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不断推进“中国之治”的重要保证 一部中华民族几千年奋斗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进行国家制度探索与实践的历史。正是因为古代中国建立了相对成熟稳定的国家制度，我们才创造了长达几千年经久不衰的灿烂文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先进的仁人志士积极奔走呐喊，探索民族救亡图存道路，既有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师夷长技以制夷”器物式的自救改革，又有农民阶级倡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既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仿效英日的“百日维新”，又有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他们积极尝试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总统制等等，但无一例外以失败而告终，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传统的孕育于农耕文明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工业化进程中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它“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2]（P3），迫切需要新的制度开启良政善治。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自力更生、锐意进取、守正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进行国家制度建构的探索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定型，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3]（P121），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今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政治问题。推动拥有超大型人口规模的国家持续进步和发展，确保一个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民族能够走向伟大复兴，没有一整套科学成熟定型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中国之治”历史成就的必然总结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是凝聚国家力量和坚定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定型，不是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简单套用，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实践经验的模仿照搬，而是党和人民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和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它涵盖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制度、民生制度、人才制度、军事制度、外交制度等多方面，它们之间相互衔接、相互促进，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制度链条，已经成为支撑“中国之治”不断推进的制度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