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危机已持续半年之久，其影响程度之深、涉及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初期预料。在金融危机给亚洲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亚太安全格局和大国关系也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或调整。 金融危机使东亚提前进入新一轮政治、经济调整期。危机是冷战后东亚国家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各国政府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泰国总理差瓦利被迫下台，韩国执政党在大选中失败，印尼苏哈托政权陷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和社会动荡，马来西亚马哈蒂尔总理的领导威信受到严重打击，日本内阁丑闻不断曝光，桥本的支持率降至上台以来的最低点…… 从近期看，东亚很多国家已进入经济萧条期，物价上涨、失业急增，民众普遍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满情绪上扬，政治和社会风险增大，印尼等国存在动乱的危险。1998年将是菲、柬、印尼、泰等国的选举年，也是韩、朝、日、泰、越、缅等国现执政党面临更严峻挑战的一年。恢复经济景气、缓和社会矛盾和推进经济、政治改革环环相套，难度大，敏感度高，不确定因素多，保持内政稳定可能成为东亚各国今年的首要任务。与内政调整相关，东亚各国外交政策可能会趋于内向和保守。 经济安全上升为亚太安全的首要课题，各国共同利益增多。东亚经济尽管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尤其是在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风险方面，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相当大的脆弱性。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在国际大潮中明显滞后，在金融危机面前束手无策。一些国家已无力自救，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让渡部分经济主权，激起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金融危机已经对有关国家政局产生负面影响，如不尽快控制危机，势必破坏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和安全环境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由于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加深，传统的转嫁危机、以邻为壑的反危机政策已难以为继，国际和区域金融和经济合作日益成为维护本国经济安全的必要途径。 面对危机，确保稳定成为所有亚太国家的一致共识，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的观念从理论探讨逐步演变为国家政策，亚太国家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增多。在今后较长时间内，经济安全问题会成为地区安全论坛的一个热门话题。但同时，西方已表露出借金融危机全面否定亚洲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将经济问题与民主、良政挂钩的政策倾向。对有关经济安全多边对话和合作主导权的争夺，也将趋于激烈。 亚太主要力量间的矛盾有新的发展。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借国际金融机构诱压并举，加强对东亚国家经济的渗透和控制，东亚国家对西方强行推行其经济模式和乘人之危的不满上升，IMF 的干预招致广泛质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经济利益的意识加强。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使东西方力量对比进一步倾向于西方，东亚许多国家经济上受制于人，增长放缓，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同西方抗争的能力受到影响。 这场金融危机还对亚太各国力量的消长产生微妙影响。金融危机本来是日本获得显示大国地位的千载良机，但其自立门户、搞亚洲基金的设想受到美国的坚决压制。特别是日本在风波中自顾不暇，政策多变，未能表现出经济大国应起的作用，许多国家对其期望大打折扣。东盟经济的恢复有赖外援，政治上的独立性和进取精神都被削弱。俄印等也被金融危机波及，内部问题成堆，一时难在亚太扮演积极角色。而以美国为主导的IMF成为向受灾国提供大规模援助的唯一国际机构， 事实上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角。深陷经济危机的东亚国家求稳怕乱，更加倚重美国的安全保障。美国市场和美国资本对本地区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性增加。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增强。与此同时，美在亚太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又都面临新的挑战，东南亚、日、韩的困难直接影响到传统盟友与美分担安全责任的经济能力。朝鲜半岛问题特别是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和对朝粮援的正常运作也因韩、日财力不支而增加复杂因素。台湾当局借机发动新一轮“南向”攻势，图谋以经援换取“政治回报”。金融危机中经济、政治与战略因素相互交织，各力量和力量集团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屹立不动，处理危机稳健沉着，对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凸显了中国的国际责任感和大国地位，赢得一致好评。中国1998年8%的经济增长计划更为世人瞩目。国际舆论认为， 人民币和港币的稳定，是亚洲金融体系的“最后支柱”，是中国对抗御金融危机国际合作的最大贡献。中国将成为保持亚洲稳定的最终决定因素和危机后重建新秩序的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