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在外交部遇到很不愉快的事。今天早些时候，一位主管南美洲事务的令人讨厌的官员对我做了去智利之前的简要交代。他所唠叨的都是有关人权的问题。没有一句涉及到大英王国的利益；我们如何看待西半球的均势、前景、诱惑、机遇。” 克拉克（A.Clark）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在80 年代出任英国公使时的这些想法，没有几位政治家会以他这种直率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观点。但是许多人认为，人权问题至多不过是一件令人分心的事情，最糟糕不过是传统外交工作——促进你们国家的利益并保卫它的安全——中的一个累赘。 那些希望西方决策人鼓励国外人权的批评家们，往往遇到作为一种现代困惑——甚至混乱——的争议，这种争议可追溯到卡特（J.Carter）时代。实际上，有关人权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的争议是以有关人的权利这一古老思想为依据的，这种思想在18世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风行一时。 正如基辛格在他的著作《外交》中所写的那样，“意识形态上的热望，促使法国军队打着自由、平等、博爱这面普遍旗帜横穿欧洲大陆。”由于战争的结果，保守的政治家们，诸如奥地利的梅特涅（Metternich）和英国的卡斯尔雷（Castlereagh）， 决心增强和平与秩序。他们确认，拿破仑战争是由于一些国家试图输出“人的权利”而引发的可怕事件。他们认为，秩序必须通过势力均衡来维持，在势力均衡状况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对其他国家的合法性构成挑战。 因此，19世纪初很快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派关心人的普遍权利在制定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另一派则关心秩序。这两个派别一直持续到今天，他们分别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 外交政策中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在国内事务中可能并不是自由主义者），往往是乐观的干涉主义者。他们认为，历史是站在“人权”一边的，美国或英国这样的国家应当准备推进历史。自由主义者几乎没有对个人的道德和社会的道德加以区分。如果对个人来说某种行为是不当的，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样做也是不对的。在19世纪的英国，这一思想的守护神是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W.E.Gladstone），在美国则是1912 年至1920年出任总统的威尔逊（W.Wilson）。尽管卡特和里根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他们在思想上都继承了威尔逊的道德追求，并因袭了他对于美国作为自由的捍卫者与促进者的信念。 现实主义者对人类事务的进步比较悲观，认为国家是由个人的不同道德原则来维持的。他们不是将原则而是将权势视为国际事务的推动力量。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是各国的一个重要目标，而批评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很有可能招致这种冲突。在19世纪的欧洲，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和格莱斯顿的强大对手迪斯累里（Disraeli），都是重要的现实主义者。在20世纪的美国，T·罗斯福和尼克松皆为现实主义的总统； 也许现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实践者与理论家当属基辛格。 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争论往往会反复引出相同的问题，尤其是下面三个问题一再出现：你如何确定在外交中什么是道德的？你的其他外交政策目标如何与人权问题相配合？历史是站在自由主义者一边，还是站在现实主义者一边？ 剥削者和伪善者 如果在经济学上同某些人有分歧，你通常要考查他们的分析能力。如果与他们讨论人权问题，你往往最终要探究他们的道德。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最精通道德义愤者是格莱斯顿。1876年，为所公布的土尔其人反对保加利亚基督徒的暴行所激怒，他领导了一场争取欧洲联合干预巴尔干半岛的运动，其中包括散发小册子和群众集会。他大声疾呼：“南太平洋诸岛没有一个说起这类行径而不义愤填膺的同类相残的畜生。”在当时的保守党首相迪斯累里看来，格莱斯顿的道德姿态简直难以容忍。私下里，他称他为“无原则的疯子”。公开场合，他表明，据他所知，保加利亚暴行中最严重的就是格莱斯顿散发的有关这一事件的小册子。 当时格莱斯顿之所以能够煽起公众舆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与现在一样，即选民们担心，他们国家的对外政策会使他们受到某个外国的邪恶行径的牵连。正象现代英国人批评他们的政府将武器出售给曾在东帝汶有过血腥历史记录的印度尼西亚一样，当时的维多利亚人提出质疑，英国怎么能与野蛮的土尔其人结成联盟。 当时的外交官就象现在的一样，他们是根据有关国家利益的争论而作出反应。迪斯累里的政府寻求一种亲土尔其的政策，以对抗俄罗斯的势力，并保护大英帝国的利益。另一方面，一份大使电报内容的泄露煽起了大众的情绪，这似乎尤其具有现代性。人们发觉，驻土尔其的英国大使认为，“究竟是死了1万人还是死了2万人这个问题不会影响”英国对于保持土尔其强大的兴趣。 现代现实主义者哀叹他们所遭受的批评，他们有时将公众的压力视为一种新现象。保加利亚的暴行事件还不是第一个例子，卡斯尔雷就为他那个时代的激进主义者所憎恶。 对许多自由主义者来说，基辛格是超道德的外交政策的化身，他不同于卡斯尔雷。但是基辛格也是试图阐明现实主义道德基础的极少数外交官之一。作为一位学者，基辛格先生的第一部著作以同情的态度研究了梅特涅和卡斯尔雷重新确立拿破仑之后欧洲的国际秩序的努力。在加入尼克松政府时，他令人沮丧地发誓要“清除我们外交政策中所有的多愁善感因素”。 在基辛格先生看来，19世纪，梅特涅已经在势力均衡和各大国一致同意承认彼此的合法性的基础上，重建了欧洲的和平。在类似思想的鼓舞下，基辛格先生本人试图通过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并重新开始与中国的往来，来缓解冷战的紧张局势。就基辛格而言，苏联的军事威胁理应是个关注点；苏联对待其持不同政见者的态度也比较差。基辛格先生甚至劝说福特总统不要在白宫接待索尔仁尼琴，以免招致苏联领导人的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