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国内外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纵览所见，多国际关系分析，少国内政治经济透视；多宏观和大势把握，少微观考察和小处着眼；多定性描述，少定量佐证。以笔者一孔之见，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入手，采用系统科学方法对欧洲一体化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研究不失为可供尝试的选择，限于篇幅，本文仅就欧洲一体化与政党政治的关系做一粗线条的勾勒。 一 战后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演变和最终成型具有相当的同步性和关联性，欧洲一体化构成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趋于完善和定型的外部环境。欧洲一体化作为战后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典型代表，对西欧主要国家政党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了一些国家政党分化组合定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政党和政党政治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要素和重要内容，也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及其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是，政党制度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政党产生于近代（英、美等国），成熟于现代，至今仍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纵观政党的产生发展历史，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政党的建立，大体经历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是19 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末。这一时期，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起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第二次是在20世纪的前40年。在这一时期除了原有的政党处于发展、完善和变化之中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独成体系和法西斯政党的建立和泛滥。与此同时，政党已出现全球化特征。第三次浪潮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时期，西方各国的政党大体可以分为两类。英、美等国的政党，由于形成时间较早，相对比较稳定，大的格局没有变化；相比之下，大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德、日法西斯战败国以及战争期间被占领的法国，出现了政党创建、恢复和重新组合的高潮。经过前后20年的动荡、分化和组合，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政党格局才逐步稳定下来，形成当今政党格局的基本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范围内政党建立的第三阶段恰恰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奠基时期。这不能不对正处于演变过程中的西欧主要政党产生影响。以作为欧洲一体化主要推动力的德国政党为例，欧洲一体化与德国政党制度的演变形成相互影响和彼此关联的互动关系。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现存的德国政党制度是二战以后在欧洲一体化的环境中形成的。各政党在斗争过程中自然形成以社民党为一方和以基民盟—基社盟为另一方的左右两大阵营。战后欧洲一体化之所以能顺利启动，是与基民盟—基社盟积极推动分不开的，该党在政治上提出了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政策，实施以“社会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国内政策和以“西方一体化”为核心的外交政策，主要目的是通过推进欧洲一体化使德国摆脱政治上的被动局面，并实现经济复兴。正是由于该党将欧洲一体化作为战后德国和欧洲发展的战略问题，才将一些持相似观点的其他政党集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并成为右翼阵线的集大成者；相比之下，以舒马赫为领袖的社民党对西方一体化不以为然，态度消极，提出了既不投入苏联怀抱又不愿与西方结盟的中间路线，因此成为团结广大“中左”社会势力的一面旗帜。从一定意义上说，欧洲一体化是德国几个主要政党在战后初期面临的主要选择，它使德国各政党逐步以此为据实现集中化，欧洲联合的目标和方式以及德国与欧洲的关系遂成为其分化组合的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1949年进入第一届联邦议院的有11个政党，1953年进入第二届联邦议院的有6个政党，1957 年进入第三届联邦议院的政党减少到4个，1961年又进一步减少到3个政党。之后，由于阿登纳外交政策的失利（指1957年11月开始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和1961年8月的“柏林墙”事件）， 基民盟—基社盟在1957年达到政治顶峰后开始由盛转衰，社民党则开始由衰转盛，自民党开始则从基民盟—基社盟一边倒向社民党一边。到1966年12月成立了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这表明经过17年的反复较量，基民盟—基社盟终于承认了社民党的平等政治地位和执政能力，确立了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二元体制。1969年10月，经过总统选举和联邦议院选举，以及与自民党讨价还价，终于组成了以社民党为主与自民党联合的政府。这次的执政联盟经历了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议会立法期，直至1982年10月，连续执政达13年之久。社民党—自民党执政联盟的建立，标志着联邦德国以社民党和基民盟—基社盟轮流执政，自民党形成牵制为特点的二元制的政党体制的基本形成。从联邦德国政党体制的演变的情况来看，欧洲一体化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当然，不只是德国的政党，战后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政党体制也是在欧洲一体化这个大的背景中演变的，研究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应当是不无裨益的。 二 欧洲一体化与政党政治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欧洲一体化作为背景对西欧国家政党制度的塑造上，同时还表现在各政党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现实影响上。这与政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有关。 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在形式上虽然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国家组织，许多国家的宪法甚至对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未作过具体规定。但实际上，统治阶级正是通过其政党执政来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权结构和全国的政治生活，通过政党来制定国家的对内外政策。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起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政党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至少取决于两点，一是看它处于什么样的国家体制和政党制度中；一是看它是执政，还是在野。例如，德国是一个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即为执政党，而执政党的领袖通常出任政府首脑并组成内阁。也就是说，政党对国家利益的确定过程和利益的实现过程的控制是一致和统一的。在这种体制下，执政党几乎可以不受阻碍地将本党的意志直接上升为国家意志并通过担任政府首脑或议员的党员直接把本党的纲领转化为国家政策。尽管在野党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政治决策，但毕竟不能起主导作用。在德国的民主制中，没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决定是不经过政党讨论、由政党起草并最后由政党采用的。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这个政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基本纲领对于把握一个国家的政局和政策走向是必不可少和至关重要的。要研究德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不研究各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政策主张和分歧是难以想象的，更谈不上深入。英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即便是法国这种国家体制有点特殊的国家，政策的政党色彩仍然是相当浓厚的。作为法国主要执政党的保卫共和联盟和社会党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上就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戴高乐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奠基人，也是保卫共和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欧洲问题上，戴高乐的观点是相当独特和有代表性的。在他看来，欧洲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世界第三种势力”，“在必要时，使欧洲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者”。从1940年开始，戴高乐将军及其领导的党就致力于这个目标的实现，到1958年最后形成以法德合作推动欧洲联合的明确方针。戴高乐搞欧洲联合的目的，是谋求法国的大国地位，在任何欧洲国家联合体中，法国都应居于领导地位，由此出发，他坚持只能搞主权国家间的联合，走国家联盟和欧洲邦联的道路，坚决反对搞联邦式的“超国家的欧洲”。所以当酝酿成立煤钢联营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时，他都进行过激烈的反对。1958年，戴高乐就任总统后，虽然接受了共同体成立的既成事实，但他决意按照自己的思想改造欧共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65年下半年他制造的著名的“空椅子危机”，迫使欧共体各国达成所谓“卢森堡妥协”，全体一致表决制代替多数表决制成为以后共同体议事决策的通常原则，从而从根本上削弱了欧共体超国家性质。但法国社会党的主张与戴高乐的政策有所不同。尤其是1981年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就任总统后，法国在欧洲政策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明显的“联邦主义”的倾向。密特朗在1985年卢森堡首脑会议期间提出了一系列更新欧共体的主张，一是在欧共体内实行多数表决制；二是积极主张欧共体经济货币政策一体化；三是倡议建设欧洲政治联盟，实际上就是“欧洲联邦”，要求加强欧共体理事会的作用，扩大欧洲议会的权限，全面扩大和深化欧共体各机构职能，从而增强欧共体各组织机构的权限和突出欧共体的超国家性质。所有这些显然与戴高乐有关欧洲建设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