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大数据时代的基层协商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1]其中，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当前，科技发展无论在速度、深度或广度上都表现出深刻巨变，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对基层协商民主乃至社会治理全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大数据，即用一套现代化的软件工具在容许时间内进行内容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2]通常被认为具有量大(volume)、多样(variety)、高速(velocity)和真实(veracity)的“4V”特征。[3]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以社区、村或企事业为单位展开。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以及行政区划和乡镇建制的调整，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要求已发生变化。《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显示，我国自然村数量由2006年的270.9万下降到2020年的236.3万个。从乡镇数量来看，全国乡镇数已由2003年的3.8万个降到2020年的3.0万个。这意味着，在人口基数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传统的“小协商”在特定区域内必将面临“地少人多”的难题。 居住空间变化与技术更新迭代，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参与模式亦发生了历史性嬗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为10.0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可以说，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城乡居民参政议政意识的不断提升，网络已经成为信息传播集散地、舆论生成策源地和思想交锋新场域。在相当广阔范围内，基层协商民主模式已由线下单一式转变为线上线下融合式。在“互联网+”时代下，信息传播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海量数据已经渗透到包括协商民主在内的诸多行业与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发展大数据时代的基层协商民主，也是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政策指向。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正式确立“基层协商民主”概念，并对新形势下开展基层协商民主作出具体部署。同年，国务院通过的《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中指出：“要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将推动政府管理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进步。”[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标志着大数据已经成为当前国家建设的重要领域。在此背景下，如何用大数据技术服务于城乡基层治理，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成为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 从实践层面看，大数据时代的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起步于党的十八大以后，总体处于发展初期。然而，在城镇化率相对领先和数字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如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已经创新推出基层协商民主的地方实践。对其它地区而言，推进数字经济及数字治理已普遍成为各省区的“一号工程”，既有诸如数字立法协商、地方领导网络留言板等全国性品牌，也有“新湘事成”“皖事通”“赣服通”“壮掌柜”等区域性特色。各级政府通过搭建协商议事平台，居民平等对话、理性表达、民主参政议政的渠道不断拓展，促进了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与推广。 综上，在行政建制调整、人口结构变迁、城镇化大发展等时代背景下，基于居民利益诉求、数字技术优势、政策法规导向和各地实践经验，纵深推进大数据时代的基层协商民主，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二 大数据时代基层协商民主的技术运用与机制创新 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不是古希腊时期的原始直接民主，而是制度化的公民会话与审慎决策的民主形态。大数据时代，正是通过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智能技术，创新议题产生、宣传动员、对话互动、决策落实等机制，从而实现基层协商民主的过程型塑与系统型塑。 (一)议题产生 明确协商议题是开展基层协商民主的前提。过去，协商议题的确立依赖自上而下的实践调查，或自下而上的愿望诉求，或新闻媒体作为“代理人”的社情反馈。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海量数据已渗透至每一个行业和领域，个体通过“评论”“留言”等渠道的意见表达已经成为重要的协商信息源。管理单位通过运用数据采集、数据预处理和数据存储等技术实现对民意信息的收集，[5]再借助词云分析、聚类分析等工具和手段从协商话语中提炼出最具共性、最为核心的意见与观点，[6]便能“挖”出协商议题。 例如，上海市于2019年7月推出《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垃圾分类”被纳入法治框架。西盈网络舆情监测分析中心借助大数据技术，在同年7月中下旬实现了对政策支持率、垃圾分类占比、政策实施影响、网民情感倾向等信息的快速捕捉，其间发现21.91％的市民对政策表示担忧，特别是城管工作不到位成为社区居民集中反映的问题。基于此，搭建城管人员与社区居民的互动交流平台，提升城市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人文化水平，便成为基层协商工作和政策有效落地的重点。 (二)宣传动员 基层协商民主离不开国家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之间的有效互动。杜赞奇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民互动关系，认为“相互交错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系网”构成了联系媒介。[7]除嵌入式国家权力外，传统乡土社会也有一套自身的组织和动员逻辑，即以“己”为中心、根植于人治社会和长老统治基础上的“差序格局”。而随着农业税时代的落幕和城市单位制的解体，传统“群众动员式”的宣传发动机制已很难对多元化治理主体实施广泛而有效的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