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李泽厚先生提出——“举孟旗，行荀学”——的新见之后，①孟荀关系得到了学界更为关切的讨论，与此同时，荀子与朱熹的关系也得到了关注。无论是“统合孟荀”还是“兼祧孟荀”，都是致力于将孟荀综合起来的基本思路。有趣的是，字面上更近似以另一种立场来“统和”孟荀论者，或者“以孟统荀”或者“以荀统孟”，反倒是失于一偏，而表面意为一宗亲、一过继而合之的“兼祧”，反而更强调以第三种立场来整体综合之，皆因孟荀终统一于孔。② 更有趣的是，首倡“兼祧孟荀”的李泽厚本人，对中国儒学的整理把握却偏重于荀学一脉，其实也是终有一偏。实际上，李泽厚始终是站在荀子一线的立场上，根据他对中国伦理脉络的解读和阐释：“孔—荀—董—朱，成了中国伦理学传统的实际主线。而到王阳明心学，以心为理，以良知为本体，几传之后，除一部分走入意志主义和禁欲主义，其主流便逻辑地和历史地走向或指向‘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的近代个人主义的自然人性论了。”③这也就以抨击阳明后学因其缺憾遂而衰微为映照，肯定了从孔子、荀子、董仲舒到朱子才是中国伦理发展的真正主线，那么，从荀子到朱子究竟是如何关联起来的呢？ 一、朱熹是在“行荀学”吗？ 当李泽厚的一篇来自2017年新著《伦理学纲要续篇》里的文字，被冠之以《为什么朱熹式的性善说在中国传统中一直占据上风？》在三联书店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后，李泽厚本人也觉得这个题目加得还不错，比较符合他孟荀兼祧的本意：“从后代历史来说，集理学大成的朱熹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举孟旗、行荀学（指理论的客观建构和实践功能，非朱的自觉意愿），以纲常伦理压抑人的情欲，无怪乎好些学者都以朱学为荀学”。④李泽厚的观点表达得非常明确坚定：朱熹所行即为荀学，但这里荀子之学，所指的乃是学术思想的客观建构与实践功能。李泽厚将朱熹主观的建构意图与客观的影响效果区分了开来，也就是说，朱熹的自觉意愿并不是仅存理灭全欲，但是客观上却达到了崇理抑情的效果。 以朱学为荀学，这看似惊人的论断，先贤早有论述，李泽厚与康有为的观点遥相呼应。康有为早就有此分殊：“孔子之后孟、荀甚似朱、陆，荀似朱，孟似陆”⑤，这显然是一种从后往前的历史梳理，将孟荀之分与陆朱之别匹配勾连了起来。这也是源于康有为对孔门后学两大支的基本理解：《孟子》乃《公羊》正传也，《荀子》则为《谷梁》太祖也。康有为如此洞察中国两千年儒家发展：孔子之后，孟子学多在德性，荀子学则多在礼，西汉之前尽荀子之礼学，董仲舒只传荀子之学而不传于孟子，可见“荀子之后盛，孟子后微”。但宋儒却日攻荀子，尽管所言“变化气质”并不出荀子之外，而在康有为之前这种说法早已有之。康有为还把荀卿、刘歆、朱子视为一脉，但却批判其所言不辨真伪美恶，所传“小康之道”不过是孔子的粗末而已：“始误于荀学之拘陋，中乱于刘歆之伪谬，末割于朱子之偏安，于是素王之大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令二千年之中国，安于小康”。⑥ 康有为认定，唯有孔子“心性之精，伦理之大，制治之详，无不具在”，⑦孟荀二子皆归属于“孔子之门”：孟子发挥“自诚明”，荀子发挥“自明诚”，“孟子高明，直指本心，是尊德性，陆王近之；荀子沈潜，道问学，朱子近之。”⑧“宋人以荀子言性恶，乃始抑荀而独扬孟。然宋儒言变化气质之性，即荀子之说，何得暗用之而显辟之？盖孟子重于心，荀子重于学，孟子近陆，荀子近朱，圣学原有此二派，不可偏废。而群经多传自荀子，其功尤大；亦犹群经皆注于朱子，立于学官也。”⑨如此观之，孟子重心、自诚明、尊德性，陆王心学传之，荀子重学、自明诚、道问学，朱子理学承之。 所以说，朱学近于荀学，也是康有为经由孟荀、陆朱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但是此荀学之“学”意指可以变化气质的“道问学”之术，它还被康有为定为“外学”：“凡言内学者，其徒必聪明绝特，而后其学可传。言外学者，讲持循践履，从笃实一边去，其徒虽非极聪明，亦足守其学。故孟子多言内学而少高弟，故无传人；荀子多言外学，故汉世经生皆出其门。《吕览》言，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其学派之盛可想。宋儒朱、陆亦然，朱子多言外学，故后学极光大，终宋之世，朱学一统。陆子卒后，其学渐微，职是故而。”⑩这恰恰道明了孟子传“内学”却弟子甚少而荀子播“外学”而弟子甚众的理由，同理可证陆象山与朱熹的弟子寡多的原因，“朱学一统”所传的即为荀子的“外学”。康有为所谓外学之“外”，实乃李泽厚所说“学”的客观建构与实践功能。 行荀“学”，就是行荀“实”。行荀之实，这竟然有点类似于台湾“新荀学派”所论述的“孟皮荀骨”，(11)但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始终没敢确定朱熹思想为“孟皮荀骨”，而李泽厚则直接把朱熹的思想定位为“孟表荀里”，这就直接站到了牟宗三伊川、朱子“旁出说”的对立面上，判定象山、阳明才是“别以为宗”。李泽厚明言，朱熹“以外在的、先验的理，主宰并融解为内在道德心性，而完成道德行为。并以‘理一分殊’，即承认从而要求每个人‘变化’实乃统管控约人各有差异（不同‘清浊’）的‘气质之性’（自然生理为基础），把‘事事物物’实际是人的各种行为都纳入这个规范中，订出各种等差顺次序规则的系统，成为可实践施行而非常庞大细密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准则，来有效地统治人们的身心。……荀—董（董仲舒‘性仁情贪’‘性三品’说）—朱便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年的伦理学。但朱熹却又是高举‘四端’、‘性善’的孟子大旗来构建此荀学的。”(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