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女作家黎紫书(1971- )终于在2020年5月率先强势推出了其长篇小说《流俗地》(该作品获得台湾文化艺术基金会的“马华长篇小说补助专案”，另两位获得该项资助的分别是贺淑芳(1970- )和龚万辉(1976- ))，分别在大马(有人出版社)、台湾(麦田出版有限公司)、中国大陆同步出版。马来西亚版由香港小说家董启章(1967- )作序，其他版本则是由哈佛教授王德威先生(1954- )撰写评论加持。中国大陆版则是由《山花》杂志社于2020年第5期全文推出，这是该刊创刊以来“首次完整刊登长篇小说”[1]。不仅如此，新加坡《联合早报》2020年5月14日、香港《亚洲周刊》2020年第20期(5月18—24日)、台湾《联合文学》2020年6月号等都有专文采访报道加以放送，大马《星洲日报》也刊发了节选和部分评论。一部长篇甫一面世就如此声势浩大，甚至在大中华文化区近乎一纸风行的确令人侧目，而作者黎紫书本人在接受采访时也多次公然宣称，因为此部小说敢自视为“小说家”。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继《告别的年代》(2010)之后的第二部长篇，磨剑十年的黎紫书交出的答卷——《流俗地》到底有何升华或突破？2013年我在拙文《告别/记录的吊诡：论黎紫书的(长篇)小说实验》中如此评价其处女长篇《告别的年代》，“从长篇叙事的技艺来看，黎紫书几乎调动了她自己全部的叙事资源，也近乎机关算尽，《告别的年代》这部让她自己心力交瘁的书虽然是她自言的‘想象中的想象之书’，但也很可能是她一开始就告别长篇的封笔之作，在后续的实践中，除非是她或洗尽铅华，朴素老练，或挖掘新题材、重新出击，否则以目前的繁华落尽、不遗余力留给她继续闪跳腾挪的空间并不大。”[2]如今结合其《流俗地》看来，上述判断依然有效。《流俗地》的表现和之前的黎紫书的小说技艺相比的确显得“朴素老成”，但说不上铅华洗尽，而更像是掩饰心机、返璞归真的一次尝试，其中呈现出一种进退的悖论：在黎本人看来，对于可能是毕生只写三几部长篇的她来说，此部书会具有里程碑意义，或至少撑起了(长篇)小说家的自信，毕竟她赖以成名的首先是中短篇小说，但同时吊诡的是，这种宣称也可以看出她内心的焦灼与不自信，更是对她长篇实践中可能退步失据的遮蔽。我们有必要放在聚光灯下加以探勘。 一、“进”的亮点：如何突破？ 在拙文《论黎紫书小说的“故”“事”“性”及其限制》一文中我曾经对黎紫书的小说技艺及限制做了一个整体总结，“黎紫书的小说实践已经颇有成效，她的小说尤其善于书写小历史，以小见大，寓意丰厚，令人称奇；同样她也常常借性书写反映并探勘人性的限度、丰富性，而黎紫书也工于小说技艺，对故事性实践娴熟繁复，令人对其创造性叹为观止。但同时她也有其局限，如书写大历史中的过于狡猾、逃避或碎片化、简单化处理，在书写人性时过于暴力和阴暗，在小说技艺操控时有时亦会用力过猛，而呈现出匠气的负面效果。”[3]从“进”的层面来看，《流俗地》尽量避免了上述局限。简单而言，它书写的是锡都(以怡保为原型)草根们的风俗史，具有民间性特征，同时亦有以小见大的效果，而在主题节奏上整体基调变得缓缓推进或左右穿插，亦不乏暖色调，让人从各个层面感知底层人性的琐屑温暖，而在技艺上则采取了开放的写实主义策略，显示出“进”的不少亮点。 (一)多元小历史。 所谓小历史不是指小说的人物未曾穿越/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往往和大历史有着明显的张力关系，更多从个体角度观察得出一己的结论，同时所谓小历史也指相对于官方钦定正史的升斗小民的民间生存史。 1.盲女的洞见与艰难。某种意义上说，《流俗地》绘制了锡都(尤其是华人区)近半个世纪的民间风俗画卷，包括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鸡毛蒜皮、功利温情、势利豪气、混杂语言[4]等扑面而来。其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主人公——盲女银霞。选择盲女作为主人公自然有其缺憾，比如她原本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途径及视野因此有限，且加上活动空间受阻，自然会限制长篇小说固有的纵横捭阖的优势，但盲女视角也有其优点，可以继续探索内心、彰显观察与思考的独特性，而且还可能生发出一些哲学思考，如王德威所言，“仔细阅读《流俗地》中每个人物的遭遇，我们于是理解黎紫书的描写固然细腻逼真，但那毕竟是流俗的幻象。就像本雅明所指出，我们奉看见一切的写实之名，在恐视症和窥视癖之间打转，忽略了那更大的黑暗从来就已经席卷你我左右。所谓宿命只是最浅薄的解释。如此，黎紫书调度穿插藏闪的叙事法就不仅是(古典或现代)小说技巧而已，而指向了更深一层认识论的黑洞。每个人物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心事，每个人物也都必须应答生命的洞见与不见，即使作者也不例外。”[5]易言之，盲女的敏锐也反衬常人的不见，比如在《囚》那节描述的电梯事故中，银霞反驳顾老师的玩笑话——盲人不怕黑及不会有幽闭恐惧症，“连你们开着眼睛的人都觉得这世界不安全，都必须活得小心谨慎，更别说我们这些看不见的人了。”(第134页)但同时她也坦诚黑暗中的话盲人可能觉得自己更强大了。这些话更显示出弱势群体的不易、坚韧与自尊。 从银霞的个人生命历程来看，她经历过相对欢乐而自尊的童年、充实敏感的少年(含盲人院学习)，而后是出租车电台工作时段(从青年步入中年)以及结婚，对应的居住环境则从人来熙攘的新村到组屋，再到公寓与相邻的排屋。黎紫书巧妙地帮不同时段的银霞设置了帮手(眼睛/引路人/接送者)，比如开始的细辉、拉祖，之后是父亲老古和马票嫂，再之后是善良而有品位的退休教师顾有光。中间贯穿的主要大事则是：后“五·一三”时代、马来西亚经济腾飞、亚洲金融危机、政府换届更替等等。而银霞从事的工作的转型与没落也反映出经济模式的变迁：如手工作坊式的编织，电子商务平台逐步取代旧有的人工传呼，服务(含按摩业)，中国女人的加入与退出(意味着中国崛起)、饮食业的及时调整与口味嬗变等等。从此视角看，黎紫书以小见大，以银霞的感受彰显出锡都的日新月异，同时也是记录个体韶华逝去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黎紫书的态度是开放的，她无意(当然也无力)找寻一种固定答案，其中不乏对颓败的哀伤、世态炎凉的感喟、人性的理解和再现中老年妇女的垂暮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