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萧红短暂的艺术生涯中,戏剧活动是重要的部分。她从少年时代就参加了募捐性质的话剧演出,成名之后还参与创作过两个剧本。尽管她从事的都是外来的新式戏剧的活动,但民间传统的戏剧是她最早接触的戏剧形式,也是她早年生活世界有机的组成部分,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她的戏剧观念,是她艺术修养的重要来源。所以,她的戏剧观念带有中西合璧的特征。而且中外戏剧在交叉渗透的融合中,影响到她其他文体的创作,形成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与表意策略。 萧红出生成长的黑龙江呼兰城是一个民间戏剧活动很昌盛的地方,从家庭型治病禳灾的萨满小戏(跳大神),到敬神与人神共娱的野台子戏,都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就连正月十五跳秧歌,也是化装演出,演员要扮成各种角色,也是原始戏剧的形态。现代商业演出的戏剧在呼兰也很繁荣,因为呼兰是黑龙江最古老的城市,处于南北交流的中心,作为哈尔滨的门户,是各县运粮的必经之路。故城内店铺林立,舟船辐辏,客商云集,娱乐业也由此兴起,戏园子和说书馆也是供市民文化消费的设施。据她母系亲属的回忆,萧红小时自创的一个游戏是以嘎啦哈(即羊拐)摆成城墙,以自己剪的纸人去破城,她对姥爷说,摆的是天门阵,自己是穆桂英,能破天门阵。可见,她有可能很小就观看过传统戏剧,以女英雄为自我镜像,以戏剧故事为原型,模仿英雄传奇,创造出独出心裁的游戏。长篇小说《马伯乐》中,有陷入困顿的马伯乐自伤自赏地吟唱《四郎探母》的情节,可见传统戏剧是她艺术修养重要的部分。作为移民地区,还有其他剧种随着方言流传过来,比如,《呼兰河传》第四章有粉坊的工人闲时唱秦腔的情节,内容是比穆桂英传奇还要古老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段子,秦腔作为最古老的戏剧形式和最古老的传奇内容高度耦合,带来关内民间特殊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是北部边陲的原住民所生疏的。萧红关于自己家人的叙事中,没有相关的情节,但据她的亲属回忆,其祖母“跳神赶鬼,无所不信”,童年萧红极可能在家里也看到过相关的演出,但祖母死的时候她只有六岁,就是亲历也印象不深,《呼兰河传》中记叙自家房客老胡家维持一冬的彻夜鼓声则强化了她对萨满小戏的记忆,所以成为她观察民间精神生活首选的项目。 在故乡民间的传统戏剧活动中,她的角色是观众或听众。比如,正月十五跳秧歌、七月十五盂兰节等仪式感极强的民间盛会,也带有戏剧从起源到基本功能的古老形态要素,她从小到大很可能不止一次地躬逢其盛,所以留下深刻印象;秋收之后的野台子戏是昼夜进行,据她初中同学傅秀兰回忆,曾在午休期间搭伴去看过,亲临现场的热闹与混乱使她的叙事充满了丰富的人间声色与生活细节,对于夜晚戏散之后旷野萧疏景象的凄凉感受与逼真描写也透露出她是有过夜间观戏的经历。 这些民间戏剧活动和民众的信仰世界高度重合,与婚丧嫁娶的制度互相渗透,成为她从童年到少年时代生活世界中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文化记忆,与这些戏剧形式相关联的各种民间信仰,也影响着她的命运,形成心灵深度的创伤。比如,《呼兰河传》中记叙祖母死后的丧礼,从报庙、缝孝服、装米罐、炸打狗馍馍,到吹喇叭、搭灵棚、奔丧的亲属哭丧、和尚道士敲敲打打地做法事,一系列的仪式都带有戏剧的想象和表演性质。还有第五章,萨满巫师和道士驱鬼辟邪的仪式,也都有戏剧性的效果,前者是一旦一生对答如流的对手戏,后者则是一个人使出浑身解数的独角戏。第七章中冯歪嘴子弱小的儿子为难产而死“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母亲打着简陋的小纸幡送葬的情节,则是她在祖母、祖父、母亲之死叙述的仪式中最震撼人心的一段,简单、安静而庄严肃穆。这些素材进入她的艺术世界,就和乡土人生戏剧性的曲折命运血脉相通,成为她叙事的隐形结构方式。 萧红与戏剧关系的第二个阶段,是由观众成为演员。 1925年,萧红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适逢五卅运动爆发,她响应“县沪难后援会”的号召,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游行、讲演、募捐。7月末,呼兰学生联合会在西岗公园举行了募捐义演,萧红在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话剧《傲霜枝》中,饰演一个小女孩儿。据说她虽然舞台经验不足,但演得还是很逼真,对人物感情掌握得还适度。这是她最初登台演出,由观众变成了演员,和戏剧的关系也由传统戏剧改为外来的“文明戏”。这是双重的转身,传统剧目也变成了五四以后兴起的新剧目,戏剧活动一开始就是她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方式,或者说是新的戏剧形式开启了她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最初门径,具有思想和艺术双重启蒙的意味。甚至早于文学写作,因为,呼兰学校严格遵守黑龙江教育厅的语文教学体制,以文言为教材,小学生也要以毛笔文言写作文,第二年的六月,萧红轰动全校的作文《大雨记》,以听同学讲述的五月三日暴雨之夜,一户贫苦农民父子跌入水坑溺水身亡,只留下一个寡妇的悲惨故事为题材,就是用文言写的。从观众到演员、从文言到白话的双重转身,也是她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她成为剧中人,挣扎在旧文化的罗网中,奔逃跋涉在战争的烽火里,彻底转身为旧制度的“二臣逆子”,以独立的姿态行进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