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耐人寻味的“路”之出典 金克木在《读〈鲁迅全集〉初记》中说：“思想的深邃，内容的隐讳，典故的繁多，受西洋影响的句法的复杂周密，使鲁迅的文章未必能不加注疏而为将来的青年看懂。”①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判断，早已被事实所证明。实则未必“青年”，姑且不论。所谓“文章”，殆如昭明《文选》之所谓“文”，是总称而非单指。那么鲁迅的小说也属于金克木所谓的“文章”。典故并非诗的专利，小说、散文也常用典故。十分典型的例子，当属钱锺书的《围城》，不仅典故繁多，而且中外典故并用，虽然其中肯定还有许多典故，我们至今也没有看出来；虽然没看出来也并不怎么影响我们的阅读，但看出来则更能欣赏作者的匠心。这两点，似乎也适用于鲁迅的小说。 《故乡》结尾一句：“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②这是名句。周作人说：“这是很好的格言，也说得很好，没有尼采式的那么深刻，但是深远得多了。”③冯至著名的《十四行集》第十六首最后一节： 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④ 我们从中似乎听到了《故乡》这一名句的回声。这一句的“思想的深邃”，是我们所能领会的。但是，看得出这句话是用了典故的吗？历来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对这句话都没有注释；历来的研究者，也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似乎谁也没有看出来这句话是用了典故的，至少至今无人指出过。其实，这句话恐怕出典于《孟子·尽心下》：“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焦循《孟子正义》云：“蹊无一定之迹，则不可以成路；今介然专行一路，此蹊间所以能成路。”⑤杨伯峻《孟子译注》译为：“山坡的小路只有一点点宽，经常去走它便成了一条路。”⑥焦循的释义和杨伯峻的译文，都是根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而来的：“径，小路也。蹊，人行处也。介然，倏然之顷也。用，由也。路，大路也。”⑦据此，《故乡》最后一句出典于此，犹如宋代诗学理论所谓的“脱胎换骨”，仅用原典之义，而非亦步亦趋地紧扣字面，所以《故乡》最后一句与《孟子·尽心下》原文的字面和意义，略有差异。 问题好像还不是这么简单。刘师培在《古书疑义举例补》中认为，《孟子·尽心下》原文中的那一句应该断句为“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间介’二字，形容山径障塞之形”；“自赵氏不达古训，妄以‘介然’为句，非也。朱子又以‘介然’属下句，而‘间介’之古训益泯”⑧。“山径障塞”，则近乎“地上本没有路”。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说，《故乡》最后一句出典于《孟子·尽心下》，鲁迅用的是古训之义，而不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释义。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承继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五种》而作，可以说是续作。俞樾是章太炎的老师，而章太炎曾经是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在东京教鲁迅，授课内容恰恰正是古文字。影响所及，以至于鲁迅“以后写文多喜用本字古字，《域外小说集》中大都如此”⑨。俞樾、章太炎、刘师培均崇尚“汉学”，对“宋学”是持批判态度的。缪荃孙《俞先生行状》称赞俞氏“一意治经，以高邮王氏为宗”；“《古书疑义举例》则小变《经传释词》之例而推衍之。先生之私淑王氏，谨守家法，不苟如此”⑩。章太炎《俞先生传》则云，俞氏《古书疑义举例五种》“视《经传释词》益恢郭矣”(11)。刘师培自云，“幼读德清俞氏书，至《古书疑义举例五种》，叹为绝作”，故“窃师其例”而作《古书疑义举例补》(12)。所以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中否定朱子的注解，也不是偶然的。鲁迅对程朱理学也是批判的(13)，周作人甚至说鲁迅“对于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和宋朝的‘朱文公’朱熹这两个大人物，丝毫不感受影响”(14)。《故乡》最后一句出典于《孟子·尽心下》，却不取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释义，原因似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杂文《点句的难》中，以《孟子·尽心下》中冯妇搏虎一段文字的各种版本的不同断句为例，说明标点古文之难。冯妇搏虎这一段文字，与“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这一段文字，不仅同在一篇之中，而且这两段文字紧邻，只隔几行。为何不以“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这一段文字为例，不得而知。不过，这篇文章讽刺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袁中郎全集》的标点、断句错误，作者用冯妇搏虎那一段文字为例，才能写出“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这样讽刺性的妙语(15)。又，赵翼《陔余丛考》卷四《〈四书〉别解数条》云，周密《癸亥杂识》之“冯妇搏虎”章断句，与朱注异而优。可见鲁迅以“冯妇搏虎”案为例，亦不以朱注为然。 虽然这个典故说起来不那么简单，但也是熟典，历来的研究者一直没有看出来，是不应该的，至少说明我们的粗心，虽崇拜经典，却漫不经心，好像没有细读，也可能因为我们一直以为鲁迅是反儒的，不会援引孔盂之言吧。当然，没有看出来用典，似乎也不影响理解《故乡》的这一名句的“思想的深邃”。正如钱锺书说：不知道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中的“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两句的典故出处，“并不妨碍我们了解这两句的意义和欣赏描写的生动”，因为这两句的用典，“读者不必依赖笺注的外来援助，也能领会，符合中国古代修辞学对于‘用事’的最高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16)我们也可以说，《故乡》最后一句用典，同样也是“符合中国古代修辞学对于‘用事’的最高要求”。 《故乡》中的“路”之典故，并非孤例，下文考释“闰土”这个名字的来历，也可以说是一个内证，至于《呐喊》《彷徨》中的其他作品，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用典实例，可谓外证。例如《阿Q正传》第二章，阿Q因为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这恐怕也是有出处的。《魏书·苻生传》云：苻生“既眇其目，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音，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17)。阿Q或师承苻生之故技乎？又，明太祖朱元璋生性“多疑”“多猜”，且多忌讳，因而臣下表奏，每触忌犯讳，皆科以大逆谤讪；因为当过和尚，所以特别忌讳与此相关的言辞，甚至“生”谐音“僧”，也属忌讳，阿Q的忌讳与此相类，而“体乾法坤”则疑隐喻“发髡”，却是阿Q所不及的。《明史》以及《纪录汇编》《明诗纪事》所收录的多种文集、杂记，屡有记述(18)。这也是“用事不使人觉”的例子，所以一般没有注意到这样写阿Q的忌讳，是用了典故的。 除了小说的细节之处用了典故，还有更重要的典故使用方式。比如《狂人日记》，我以为，狂人形象和作品的命意，似乎出典于《宋书·袁粲传》： 昔有一国，国有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一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故无恙。国人既狂，反谓国君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君，疗其狂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胜其苦，遂至狂泉所酌而饮之。于是君臣大小，其狂若一，国人乃欢然。(19) 不仅小说的主体——“狂人日记”，实则“日记”前面的序言所谓“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也出自《宋书·袁粲传》的这段文字。鲁迅的著作、文章经常引用《宋书》，如《〈吕超墓志铭〉跋》《孔灵符〈会嵇记〉序》《中国小说史略》等；1934年1月鲁迅曾购买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宋书》三十六册，可见他对此书的重视。《宋书·袁粲传》的这段文字，鲁迅显然是很熟悉的。历来论者似未见拈出此典之出处；附志于此，俟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