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2)04-0031-09 据鲁迅日记记载，1916年3月3日他“夜写《法显传》起”，16日“夜写《法显传》讫，都一万二千九百余字，十三日毕”①。日记没有提供其他信息，如依据哪个版本，也没有记录抄写过程中的感想，更没有透露抄写的意图。 从抄稿天头上的校勘记录如“明作××”“丽日本无××字”，可知鲁迅用以校勘的版本是“明”“丽”“日”，但抄录所依据的原本却没有说明。有学者推测是宋绍兴初思溪藏本，因为当时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藏有这个版本，鲁迅去该馆借阅书籍比较方便②。经核对，鲁迅抄稿与该版本相同。只有一个差别，即京师图书馆藏本在书名“《法显传》一卷”下的“通字”两字及卷末所附约百余个对书中字词的音义解释即所谓“通字”的具体内容，鲁迅没有抄录。汉文大藏经自宋代至清代雕版刊刻20余种，《思溪藏》是现存藏经中最早、最完整的雕版藏经，共5500卷，始作于北宋时期浙江湖州的思溪圆觉禅院，完成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共收经1435部，称《思溪圆觉藏》。南宋理宗时代圆觉禅院又开始对所藏雕版进行全面的补版，到嘉熙年间，共收经1459部。此后不久，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升格为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因此该版本又称《思溪资福藏》(后两版统称《思溪藏》)。宋末元兵南侵，资福寺及经板等毁于战火。好在经藏已经通过民间传入日本。鲁迅依据的京师图书馆《思溪藏》本就是杨守敬于1880年至1884年从日本购回的。 因此，版本珍贵应成为鲁迅抄录《法显传》的直接原因。鲁迅这个时期校勘古籍，屡有从图书馆借抄珍本的经历，如《嵇康集》的一个版本：“清诸家藏书簿所记，又有明吴宽丛书堂抄本，谓源出宋椠，又经匏庵手校，故虽追录校文者，亦为珍秘。予幸其书今在京师图书馆，乃亟写得之……”③ 鲁迅在抄稿中还写下校勘成果240余条，主要是指出原稿中的异字以及抄本中多出或缺落的字句。《法显传》版本很多，名称繁复，又称《佛国记》《历游天竺记》《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传》《法显记》等，历代传写刻印各本互有异同。鲁迅校勘依据“明、丽日”本，“明”指明代刻本，明代以后有多种丛书收录《法显传》，如《说郛》《祕册汇函》《津逮祕书》《唐宋丛书》《增订汉魏丛书》《学津讨原》等，均名《佛国记》。鲁迅早年在抄录博物学文献时接触过《说郛》，但抄校《法显传》使用的“明”版不会是张宗祥从《说郛》卷四中整理出来的《法显记》，因为《说郛》有两种，一个是抄本，一个是刻本，前者所收称《法显记》，后者叫《佛国记》，两个版本的名称都与鲁迅的抄本不同。鲁迅校勘《法显传》时，对丽日本书名不同做了标注，如果用《说郛》本校勘，书名不同也应标示。经核对鲁迅的校勘成果，“明”应指《永乐北藏》。明代共刻过5部汉文大藏经，官版3部，私版2部。《永乐北藏》系明成祖敕令在北京雕刻的宫廷版，开雕于永乐十九年(1421)，完成于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636函，收经1621部6361卷。“丽”指高丽，“日”指日本。高丽刻大藏经称为《高丽藏》。经检核，鲁迅有关校勘结果与高丽藏本相同。日本《大藏经》由日本京都藏经书院于明治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间(1902-1905)印行，其经目略依《北藏》，经文多从《丽藏》，经名亦以《丽藏》为主，因此，一般称为“丽日本”或“日本翻刻高丽本”。所以，鲁迅抄校所依据的版本听起来三个，实际上是两个。1914年他校订《百喻经》时使用过“丽日本”：“乙卯(一九一四)七月二十日，以日本翻刻高丽宝永己丑年本校一过，异字悉出于上，多有谬误，不可尽据也。”抄录《出三藏记集》时也使用过，1915年10月25日晚“写《出三藏记集》第一卷讫，据日本翻高丽本”。鲁迅校勘《法显传》的成果多来自丽日本，较少来自明本。 《法显传》叙述了法显以65岁的高年④从长安出发，通过河西走廊，度越今天新疆境内的大沙漠，逾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而入恒河流域，即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又返巴基斯坦境内，然后东入印度，穿行尼泊尔南部而达恒河下游的佛教中心地，在摩竭提国首都巴连弗邑留住3年，学梵书梵语，抄写经律，后渡海至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两年后航海东归，中途在今苏门答腊或爪哇短暂停留，继续向北航行，终于到达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转由陆路南下至建康(南京)。 据统计，中国佛教徒西行求法活动自汉末朱士行后，络绎不绝，而在晋末宋初达到鼎盛，求法者中最杰出、最有成就的是法显、玄奘和义净，而法显是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了印度本土的中国人⑤。在法显以前，汉代时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如张骞和甘英，所到之处甚多且远，但法显超越了他们，诚如《高僧传》所说：“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皆汉时张骞、甘英所不至也。”⑥ 法显从长安出发往天竺求法之前的经历，史传记载不详。据现有材料，法显俗姓龚，山西平阳郡(今山西临汾一带)人。他上有三个兄长，都不幸夭亡。他的父亲恐怕灾祸延及法显，三岁时把他送到寺庙做了沙弥。这与鲁迅幼时家中担心不好养活而将其舍给寺庙的经历相像，所不同的是鲁迅仅为挂名，法显则是在寺庙里长大。长期的修行养成法显坚定的志向和沉毅的性格，以至长大后不愿还俗，二十岁受了大戒。传记中说他“志诚行笃，仪轨整肃”⑦。法显因为有感于僧界律法缺失，萌生了到天竺求法的志愿，终于成行而且完成了旅程。同行的十来人中，能够贯彻始终，遂其初志而回归中华的，只有他一个人。他既没有中途折回，也不像道整那样虽“西来本意亦在戒律”，却因在天竺受到很好的接待便流连忘返⑧。诚如《高僧传》所说：“发迹则结旅成群，还至则顾影惟一。” 法显于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冬在建康道场寺与觉贤合译《摩诃僧祇律》。有人请他写出游历印度的经过，于是有了这部《法显传》。传记后有一段记录者所写的跋文，引述法显的自评道：“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并高度赞扬法显的志业和精神：“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⑨后人通过法显的记述，获得了对1600多年前中亚、东南亚尤其是印度的历史、地理、宗教的认识。印度古代缺少史籍，历史研究需要借助外国特别是中国古代典籍，而中国古代僧人的游记发挥了巨大作用。《法显传》与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和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是这类游记中最早和最全的几种。《法显传》记载的印度笈多王朝时期历史状貌，如中天竺国“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其利”等，反映了当时的土地制度。此外，对种姓、法律、历法等方面情况也有具体描述。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曾写信给中国同行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