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话语与新世纪小说的抒情形式　　

      

      米兰·昆德拉认为“现代艺术带着抒情式的狂迷，认同于现代世界”①。为了抒情，欧洲现代小说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其中小说音乐化无疑是最重要的方法，因为“通过音乐来打动的就是最深刻的主体内心生活；音乐是心情的艺术，它直接针对着心情”②。小说的音乐化程度也就成为评判小说的重要标准，比如傅雷在“译者献辞”中称赞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③。虽然格非在童年时期并没有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但是他在大学以后大量接触了西方歌剧以及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理查德·施特劳斯、迈克·杰克逊等音乐家的作品。音乐激发了格非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知识的积累，格非在音乐方面有了一定的理论修养，他在尼采的著作中窥透了音乐的意义，他认为“在音乐中也许存在着人类最后秘密的钥匙”，音乐可以看作是“了解世界隐秘和真相的主要途径”④。正是认识到音乐的魅力，格非在21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中明显增加了音乐元素，如《江南三部曲》《隐身衣》《望春风》《月落荒寺》。这些小说与《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托马斯·曼《浮士德博士》等音乐化小说经典作品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比较不仅是因为格非熟悉且喜欢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大师的作品，更是因为格非对罗曼·罗兰和托马斯·曼的小说深有研究，这在格非的学术著作《小说叙事研究》和《文学的邀约》中都有着鲜明表现。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格非的创作不仅体现了21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美学趋势，也体现了中国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对话的不懈努力。

      一、人物塑造与抒情性主体

      黑格尔认为音乐的“中心内容是主体性的，表现形式也是主体性的”⑤，音乐是建构抒情性主体或者创造主体性抒情的有效途径。由此看来，小说与音乐相互结合无疑为小说建构抒情性主体提供了优势条件。在音乐化小说中，最常见的类型就是在内容方面模仿音乐，即“叙述音乐家的故事”或“塑造音乐家形象”⑥，这是中外小说的常见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浮士德博士》等。《约翰·克利斯朵夫》讲述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生经历，克利斯朵夫身上渗透了贝多芬的人生经历和精神气质。《浮士德博士》讲述了两位音乐家阿德里安·莱韦屈恩和文德尔·克雷齐马尔的人生经历。托马斯·曼在主人公阿德里安身上融入了阿诺尔德·勋伯格、贝多芬、胡戈·沃尔夫、罗伯特·舒曼等著名音乐家的人生故事，由此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认为《浮士德博士》不仅关心一个作曲家的生命，同时也探视了“数个世纪的德国音乐”⑦。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莱韦屈恩分别作为小说主人公不仅是叙事性主体，也是抒情性主体，尤其是他们各自创作的音乐作品都是情感和理想的化身，莱韦屈恩创作了多部惊世骇俗的音乐作品，如《人物启示录》和《浮士德博士哀歌》，这些音乐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主人公的内心自白和情感流露，自然也就成为小说情感的凝聚点和爆发点。抒情性主体的塑造不仅使小说洋溢着浓厚的情感氛围，同时也加强了小说的抒情效果。中国当代小说以音乐家作为小说主人公或抒情性主体的作品并不多见，格非或许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家之一。同罗曼·罗兰和托马斯·曼相比较，格非毕竟不是专业的音乐人才，尤其是格非的作曲和演奏才能有所欠缺，因此，格非小说没有出现音乐家创作曲谱，也没有出现关于演奏技巧、能力与水平的讨论。格非小说更多的是音乐爱好者对音乐的欣赏与评价，但这也无损于格非在小说音乐化方面的贡献。格非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热爱音乐并通晓音乐的人物形象，比如李惟翰、张末、谭端午、赵孟舒和王曼卿等，这些人物形象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抒情性主体。正如“真正的历史主体，是指人创造世界历史”⑧，真正的抒情性主体也是指人物形象创造了小说的抒情美学。

      尼采认为音乐是纯粹的酒神艺术，音乐直接表现了世界的原始情绪。如此看来，小说中的音乐无不承载了小说人物的情感体验，作家在小说中加入音乐元素也是为了构建人物的情感序列，比如古华在《芙蓉镇》中描绘秦书田的歌声也就是通过爱情来唤醒胡玉音的生命意识。在人物形象系列中，音乐化人物形象可以说是格非小说中最常见的人物类型，这从格非早期的小说就已能看出端倪。在短篇小说《打秋千》中，李惟翰具有独特的音乐欣赏能力，他能够把音乐中的欢快与热烈、忧伤与寂静，化为内心情感从心底汩汩流出。音乐不仅联结了过去与现实，也打通了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的联系，使小说主人公成为一个内心敏感、情感丰富的人物形象。在《欲望的旗帜》中，格非塑造了痴迷音乐的张末。对张末来说，音乐是她在逝去的岁月中唯一继承下来的遗产，音乐是她在困顿、颓废、虚无、恐惧与焦灼时唯一的寄托。音乐是张末的梦想，也是她对抗欲望世界唯一的精神支撑。在《春尽江南》中，格非把谭端午塑造成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音乐不仅是谭端午休闲的方式，也是他寻找心灵慰藉的途径。在《月落荒寺》中，音乐不仅是杨庆棠和楚云身份的象征，也是他们在喧嚣世界中的精神寄托。在格非小说中，音乐已成为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大都把音乐看作是情感寄托和精神支撑，音乐不仅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特征，也有助于增加小说的艺术氛围和抒情效果，因此，格非小说中的音乐人物不仅是抒情的载体，同时也是抒情性主体。

      音乐不仅成为人物的情感慰藉和精神寄托，音乐也能够丰富小说人物的心理世界和提升小说人物的精神境界。《浮士德博士》有许多讨论音乐的文字，比如小说第八章描述克雷齐马尔论述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11号的文字被誉为“文学描绘音乐的杰作”⑨。格非小说中也经常出现讨论音乐的段落，这些段落体现了作为小说家的格非具有比较深厚的音乐知识。比如《春尽江南》第二章第二节描写乐器器材，这节文字揭示了乐器器材对音乐表现的作用，也体现了格非欣赏或阐释音乐作品的功底。格非充分运用比喻、拟人、夸张、排比等修辞技巧，引用欧阳修《送杨寘序》的精彩句子，以形象的文字描述抽象的音乐艺术，集中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与琴声的微妙关系。在这样的叙事中，“小说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⑩，小说人物也可以听到音乐声音，其内心情感随着音乐韵律、节奏的变化而改变，这也就是说，对音乐的聆听、演奏、鉴赏与讨论都是为了表现人物的心理和情感。又如在《望春风》中，格非塑造了精通古琴的赵孟舒和王曼卿，三床古琴无疑显示了赵孟舒的传奇色彩。赵孟舒在广元寺演奏琴曲《流水》《醉渔唱晚》，再次印证了他的传奇经历和身世。赵孟舒死后，王曼卿在赵孟舒棺木前弹奏一曲《杜鹃血》为之送行。中国的音乐文化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我国古籍中首次出现音乐记载是在《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11)，古琴不仅象征了赵孟舒和王曼卿惺惺相惜的感情，也体现了格非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熟悉与热爱。再如中篇小说《隐身衣》是一部具有鲜明音乐迹象的作品，从章节命名到人物形象都打上了音乐印记，“KT88”“培尔·金特”“奶妈碟”等音乐符号不仅指涉小说章节的命名，也指涉小说中的众多音乐发烧友的性格特征和情感世界。音乐似乎成为小说人物抵抗残酷现实和忘却人生痛苦的屏障，音乐在这个意义上成了小说人物的“隐身衣”。在格非小说中，音乐不仅成为小说人物的情感符号，甚至也成了小说人物的生命形式，也就是说，格非小说中的音乐融合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症候和独特的人生经历及生命体验”(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