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2)02-0177-07 “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是以作品为载体的创造性写作统称。国外的创意写作教育可谓源远流长，自1936年美国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设立全球首个创意写作工作坊以来，至今已经有80余年的历史，但国内的创意写作教育起步较晚，2006年复旦大学开设创意写作硕士班，2009年上海大学成立首个创意写作研究中心，2012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设立创意写作本科专业方向并招生。尽管如此，国内创意写作教育最近10年的发展是惊人的。10年前，上海大学创意写作研究中心葛红兵教授还曾感慨，“从总体上来看，中国高校还没有自己的关于创意写作学的原创理论、训练体系、课程系统，创意写作学学科建设更是空白”[1]；10年后，已有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温州大学等将近20余所高校设立创意写作方向并招生，整体上形成了本、硕、博三层次创意写作人才培养体系。 针对创意写作，国内研究者已经从“西方创意写作”[2]的影响、“高校中文教育改革”[3]的驱动、“写作教学改革”[4]的需求等多方面展开论述，主要强调创意写作之于学科教育改革的重要价值和特殊意义，这解释了近年来国内高校创意写作教育方兴未艾的原因。尽管如此，创意写作不仅是教育话题，而且是文学话题。中文向创意写作的转变暗示着当代文学热点的切换，因而有必要从当代文学发展演变角度来看待创意写作的勃兴。正如传播学家E·M·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曾经说过的那样，“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5](P.1)研究者需要从当代文学思潮角度，理解创意写作“为何”会演变成为当前文坛热点，梳理创意写作与此前文学的内在关联。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作为对比案例，从与时俱进、创新精神、引领能力三个方面，揭示“纯文学”到“创意写作”的热点切换逻辑。 一、共同的与时俱进 “纯文学”确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说法，不同学者对“纯文学”有不同的理解，但“纯文学”成为创作与批评热点的时间节点却是清晰的。“纯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的标准(也是批评的标准)最近一次被强力倡导，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6]“纯文学”这个口号针对此前“文学为政治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等诸多说法，提出“回归文学本身”“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文学性与主体性”“艺术审美特征”等，试图通过文学价值“服务论”向“本体论”的切换来激发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活力。“纯文学”这种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运作其实也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一方面，“纯文学”说法通过对“本体论”“主体性”“艺术审美”的强调而否定了自“左翼”以来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另一方面，“纯文学”说法仅仅针对的是现实的“左翼”政治，并不反对文学涉足人性、道德、文化等领域。在“纯文学”观念盛行的背景下，文学界可以就“人性、人情、人道主义”进行论争，可以就“现代化与现代性”展开讨论，也可以就“文化制约人类”问题展开思考，其实这些都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正是单向度的脱离政治，使得“纯文学”契合了“改革开放”时代发展的前沿，达到了推动文学创作繁荣的目的。在“纯文学”口号流行的时代，重要文学作品的发表获得了类似新闻头条的效果，文学期刊的发行量也非常大。 在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概念盛行，文学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热点，甚至文学与新闻的界限也不是那么分明，新闻和政治性报刊经常发表文学作品。如《人民日报》1978年6月11日发表理由《扬眉剑出鞘》，记录了中国女子花剑运动员栾菊杰获第29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亚军的事迹；1981年7月20日发表贾平凹《丑石》，介绍成色不好、占地不便、也没啥用处的“丑石”竟然是价值连城的陨石。文学期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媒体角色，如《十月》1978年第1期发表的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十月》1979年第1期发表黄宗英《大雁情》，《人民文学》1979年第9期刊载刘宾雁《人妖之间》，《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发表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1981年第5期发表鲁光《中国姑娘》等，分别涉及爱情、知识分子、反腐、婚姻、体育等题材。我们将这些文学作品当成新闻报道阅读也并无不妥。文学与新闻界限的模糊证实了当时文学创作的社会影响力。 在“纯文学”时代，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尤为可观。1980年11月，“全国大型文学期刊座谈会”在江苏省镇江市举行，《当代》《十月》《钟山》等26家大型文学期刊的负责人和编辑参加，亦有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干部出席。据会议的报道，出席会议的26家大型文学期刊每期发行数合计“约三百三十余万册”，总字数达“一亿二千多万字”[7]之多。相比之下，此后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的生存处境要艰难得多。有研究者指出，“(当时)在全国目前800多种文学期刊中，期发量逾10万份的只剩下寥寥数家，大多数降至万份以下。”[8]如果从期刊个案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红火”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惨淡”对比也是极为明显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芙蓉》系“创作湘军”的培养阵地，曾推出众多文学新锐，被誉为“湖湘文化名片”，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曾走向没落。1999年，时任《芙蓉》杂志主编的萧元曾发出感慨，“1981年《芙蓉》发行量最高的时期曾达到18万册，到去年年底(1998年底)我接手时只剩下区区7000册，每年净亏损达32万多元。”[9] “纯文学”之所以能够激发出文学创作与批评活力，是因为做到了与时俱进，其一方面表现为对“左翼”以来的革命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排斥，特别是对此前“文革”时期僵化禁锢教条的否定；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回归”“主体”“审美”等文学观的认同，以及作家和批评家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现代化与现代性”“文化制约人类”等公共话题的参与。如果说否定革命功利主义文学观表现为“破”，那么对创作主体和艺术审美的认同则表现为“立”。正是这一“破”和一“立”，激发出以“纯文学”为名义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关照现实生活的能力。换个角度，20世纪90年代“纯文学”说法的式微以及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边缘化，也与“纯文学”说法无法重新激活文学的现实关注能力相关。日后“底层文学”倡导者对“纯文学”的发难正是针对这一点。有批评者如是说，“当社会各阶层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都在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的思考的时候，九十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介入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10]。在“底层文学”的倡导者看来，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文学创作和批评出现了新语境，但“纯文学”并没有与时俱进地更新其关注现实生活的能力，特别是没有及时对复杂而尖锐的社会问题进行回应。显而易见，“底层文学”的倡导者不满文学边缘化的不利处境，希望文学能够与时俱进地介入现实生活，重新激发创作与批评的活力。“纯文学”概念的“盛”与“衰”说明，只有文学“与时俱进”和“关注现实”才能激发批评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