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2)01-0135-09 在新中国成立初的政治语境中，唐弢通过鲁迅研究保持并强化了自己作为“鲁迅派”核心人员的社会身份与地位，成为了阿德诺所言的“他那个时代的智识提供者之一”，并发挥了“作为新知识界的一员的批评性责任感”。① 但是，正如孙郁所言，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唐弢，“心态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真俗二谛的争斗中”②。这种矛盾的心态直接影响到了他的鲁迅话语生产。笔者撰文分析唐弢在20世纪50年代的鲁迅话语生产时指出：“清理唐弢在该阶段的鲁迅生产活动，有一个重要的话语前提，那就是在当时‘改造’的时代话语下如何将鲁迅的思想与其有着精神血脉关联的其他人的思想剥离开来。这种剥离不容忽视，它扫清了鲁迅及其思想与新中国政治文化可能无法兼容的障碍。”③在分析中，笔者注意到唐弢一方面在底气十足地论证鲁迅思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一致性，同时又在小心翼翼地坚守着鲁迅作为文化、文学巨匠在文化、思想上的独立性。20世纪50年代，在面对危及鲁迅形象的建构时，他敢于站出来批判胡风，甚至为了这种坚守还与故交冯雪峰发生了论争。 对于唐弢与冯雪峰，有的研究者将他俩视为鲁迅的务实型弟子，而将胡风、耿庸等人视为启蒙型弟子。王富仁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中将毛泽东时代的鲁迅研究分为马克思主义精神启蒙派、马克思主义务实派和马克思国家政治派三类。④这样的分法虽稍显笼统和绝对，但基本上概括出了20世纪50年代鲁迅研究，尤其是鲁迅身边人的立场分化。需要强调的是，国家政治派的鲁迅话语是该时段的主流话语形态，通过强大的政治整合力量对另外两种话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统编。同时，国家政治派的话语又为其时的鲁迅形象建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此，三者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分化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对于唐弢而言，批判胡风与对冯雪峰的批评在性质上虽然不同，但是围绕着《阿Q正传》对冯雪峰的批评所体现的话语上的“在轨”与“越轨”基本上呈现了他在20世纪50年代建构鲁迅的范式。 一、唐弢对阿Q典型性格的分析 1958年第2期的《文学研究》杂志发表了唐弢的《论阿Q的典型性格》一文。《文学研究》杂志是《文学评论》的前身，是在1957年3月“‘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全国学术界都得到了很大的鼓舞；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就更为迫切地感到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园地，有一个全国性的集中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的刊物”的“迫切需要下筹办起来的”⑤。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文学研究》第1期“现当代文学”共有三篇文章，分别是冯至撰写的《论艾青的诗》、刘绶松撰写的《关于左联时期的两次文艺论争——批判冯雪峰的反党活动和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群撰写的《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兼评何直、周伯及陈涌等人的修正主义论点》。第2期则刊载了何其芳等人关于《林海雪原》、《苦菜花》以及《红日》的笔谈、唐弢的《论阿Q的典型性格——批判冯雪峰反现实主义、反阶级论的文艺观点》和王淑明的《论郭沫若的历史剧》三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章。在本期的这三篇文章中，唐弢的文章从标题的角度来看显得较为突出，文章的现实指向也明确。从《文学研究》这几期的刊文可以看出唐弢所撰对冯雪峰的批评文章应该是期刊的有意为之，是一项政治任务。从政治任务出发，唐弢围绕着冯雪峰在《论〈阿Q正传〉》《阿Q正传》两篇文章中关于阿Q性格的分析，对冯雪峰在鲁迅研究，尤其是在阿Q性格研究中出现的“反现实主义”“反阶级论”的“理论”进行了批评。 首先，唐弢结合鲁迅前期思想的特点，从艺术性方面肯定了阿Q形象的典型性，并认为鲁迅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唐弢认为鲁迅在创作《阿Q正传》的时候“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却的确是一个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全部创作是中国社会历史的缩影，细致而生动地画出了时代的精神面貌”⑥。他认为鲁迅在文学创作上并没有“修改了生活去‘听将令’”，“而是自觉地抑制了当时可能存在的偏见，以适应现实发展的动向”。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创作“绝不是离开现实基础的空洞愿望，不是‘时代精神的单纯号筒’，而是生活发展的内容，是初期共产主义者根据当时中国社会关系总结起来的、对革命形势的预见”⑧。也正是因为鲁迅的这种伟大的“预见”，唐弢认为《阿Q正传》“无论在创作方法上，在小说的具体内容上，都极其鲜明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洗练而丰富的特色”⑨。 需要注意的是，在阿Q形象的典型性上，唐弢认为鲁迅将“精神胜利法”笼统地归结为“国民性”是错误的。他认为“统治阶级的奴隶失败主义思想，和反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这种思想的影响，本质上是不一致的，但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有相似的地方，在特定情况下，甚至有很相似的地方”。正是这种普遍的相似性对于当时还不能运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问题的鲁迅来说才造成了“失败主义的思想影响是那样强烈，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精神胜利法是那样普遍”的“错觉”。可是，在他看来，这种所谓的“错觉”并没有影响鲁迅对阿Q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唐弢认为鲁迅在描写阿Q精神胜利法的具体行动时，重点突出了“阿Q的思想、生活和习惯，他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地位”，这种创作手法“完全忠实于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的原则”。⑩ 其次，唐弢认为阿Q不是经验或者精神的产物，而是具有现实真实性的。他结合鲁迅的自述强调了阿Q这一形象与鲁迅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印象、现实经验之间的对应性。“真实性”强调艺术表现与现实世界的对应性，是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则。唐弢认为鲁迅在创作阿Q这一人物形象时是把早年鲁迅所熟悉的一个叫阿贵或者阿桂的雇农作为艺术典型的最初的毛坯，继而在创作中又吸收了最初的毛坯所没有的一些特征，经过不断地艺术概括，才创作出了阿Q这一典型人物形象。他认为这符合经典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要求，也就是现实主义的人物形象是从现实中具体的人物起始的，而不是来源于某种抽象的思想或精神。唐弢指出了文学典型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个人生活遭际以及性格发展的独特性强调了现实主义的伟大典型的特征，即现实主义的伟大典型“总是鲜明的个性和广泛的一般性相结合的”。正是这样的鲜明的个性和广泛的一般性的结合，作家才能够深挖人物形象的性格，并在这种深挖的过程中体现出阶级的和历史时代的特征，从而“揭示出其他阶级和其他历史时期所共有的一般特点”(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