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疑云环绕 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丛书邀请笔者在出版前试阅傅佛果(Joshua A Fogel)教授专著《一个真正的朋友：鲁迅、内山完造、以及战争前夕上海的文人世界》(A Friend in Deed:Lu Xun,Uchiyama Kanzo and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Shanghai on the Eve of War,Ann Arbor,MI: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019)，本文部分受此启发。在此书中，傅教授追溯现代中国文学奠基者、后期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知识分子领袖鲁迅和日本基督徒、出身低微的书商、初任医药公司代表来到中国的内山完造(1885-1959)缘起20世纪30年代初的友谊。傅教授同时简述了鲁迅死亡前后情形。读至此处，我想可以、甚或应该就此主题增加着墨。尤其现今愈发强调中西学者交流中国研究的重要性，而中西方对这一话题的理解仍然迥异。 我将从自我批评入手，在西方学术界，自我批评已不如中国那么普遍。我在美国期刊《中国文学文章，论文，批评》(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上曾经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①，谈到数本关于鲁迅的书籍，包括周海婴(1929-2011)的热销书《鲁迅与我七十年》。我当时否定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基于其叔叔周建人(1888-1984)和母亲许广平(1898-1968)的说法，以及周建人1949年10月19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的观点，即鲁迅之日本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的失误加速或导致了鲁迅的死亡②。事实上，鲁迅家人自1949年来的语气和潜台词致使部分读者相信鲁迅是被他的日本医生(们)谋杀③。周建人在1949年(显然匆匆地)写道，若须藤医生仍在上海，希望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能起码传讯他④。实际上，须藤在1946年就已经被国民党政府遣返日本，在他的故乡冈山县开了一家诊所，直至83岁辞世，他在当地享有声望⑤，但中国人当时却看不到他的影子了⑥。 现在，我要将我对上述猜测的否定归咎于鲁迅杰出的写作才能。我在本文的首个论点是，至少在这件事上，鲁迅大抵为其写作才能所误。鲁迅于1936年9月5日写了篇题为《死》的散文，文中自嘲曾以为能摆脱二十多岁时缠上他的肺结核，从我初读，便信以为然。鲁迅写道：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⑦ 该X光影像目前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不久前还对公众开放展出。大多数读者大抵信从了鲁迅散文内容，尤其是那些记得他吸烟成瘾的读者。但求索之始须牢记：鲁迅并未患肺癌。 1985年底，我刚从中国回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从事研究，准备写博士论文。彼时，我收到一封来自日本泉彪之助(1930-2018)先生的航空信。泉彪之助介绍自己是医生及医学史学家，对鲁迅感兴趣，希望前来伯克利。我将此误认作询问申请访学信息的来信，便回复建议他联系接待访问学者的中国研究中心，并补充道，我很快将从伯克利搬去洛杉矶，在林培瑞学术休假期间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清末诗学”以及“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三门课，因此可能无缘在伯克利与其相见。 泉医生很快回了封更为详尽的信件，解释他正在调查鲁迅的死因，不为访学，只盼和我当面交流，随我去洛杉矶亦可。他并未解释原因。但无论如何，伯克利将是他的行程首站，因为那儿是鲁迅去世前为他做检查的美国结核病专家托马斯·B·邓恩(1886-1948)医生最后居住的城市。邓恩从二战期间日本在上海的拘留所遣返后，在加利福尼亚去世。泉医生迫切希望找到邓恩家庭成员的信息：他们曾与邓恩同在上海，战中遣返，定居伯克利，之后却仿佛人间蒸发。1986年，我在洛杉矶时，泉医生第三次联系了我。他在洛杉矶城区下榻酒店顶楼的一家旋转日本餐厅安排了见面。 先于泉氏美国之行，《解放日报》1984年2月23日刊登了一篇引起国际争议的文章，宣布了23位医生在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读片会(检查鲁迅的胸部X光片)的结论——鲁迅并非死于结核病或支气管哮喘(须藤按支气管哮喘为鲁迅治疗)⑧，而是气胸导致呼吸系统衰竭，最终导致心脏衰竭。文章原文为：“大家认为鲁迅先生的直接致死原因，是左侧肺大泡破裂，使气体进入胸膜腔引起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而引起死亡。”这表示，鲁迅的死亡可能确实归咎于他日本医生须藤的误诊误治⑨。日本政府和教育机构热切企望挑战此结论，于是拨给泉医生大笔研究经费用来收集、分析所有与此案相关的细节。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泉彪之助是医学史学家，他此前并非研究鲁迅的学者。当时日本有不少贡献杰出的鲁迅学者，却未选择担纲此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