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国民性话语时，刘禾曾提及新文学与解剖学的关系，“医学及解剖学术语充斥在有关现代文学的讨论中”，她意识到新文学家肩负的一项重任，即“‘解剖’一国的病弱心灵以拯救其躯体”。①新文学的这种解剖学(医学)品格，绝不仅仅意味着启蒙者—大众间的某种医—病二元隐喻，而是实实在在地表现为与解剖学(医学)的深层联系，这种联系既体现为新文学对医学资源的广泛征引，也表现在医学意识形态对新文学品格的塑造上。 在讨论“新文学解剖学形象的兴起”时②，笔者曾对解剖学如何参与新文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以及如何塑造一种解剖美学问题做过专门讨论：作为一种以暴力方式打开身体的知识实践，解剖学长期不被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所接受，只是到了近代，在空前严峻的社会危机下，解剖学暴力才最先在民族主义革命者那里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解剖学的文化批判性进一步凸显，作为一种科学资源，解剖学成为新文化知识分子清理畸形的传统身体文化，尤其是展开对身体暴力史批判的最有力的知识支撑。同时，作为美学元素的解剖学也成为新文学的识别特征之一，新文学初期的文学思潮中，无论是近于浪漫主义的作者，还是近于写实主义的一派，都带有强烈的解剖意识。解剖学成为新文学之所以为“新”的因素之一，是其文化追求科学性的一种证据，使之与以往任何形态的文学区别开来，一种带有强烈分析性、批判性，以及反思和怀疑精神的文学伦理由此形成，这极大地增强了新文学回应个体与社会危机的能力，新文学的这种解剖学品格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新文学的解剖学形象还存在一个较少引起注意的问题，也即活体解剖，考察新文学与活体解剖的关系是全面理解新文学解剖学形象不可或缺的一个面向。西方有关解剖学的人文讨论中，活体解剖一直是个核心主题，它与后世有关生态伦理、动物解放的讨论也密切相关，并成为当前生态主义的重要精神资源，但在“五四”新文学场域中，这却不是特别受到关注的主题，有关材料相对零散，分布在创作、翻译与评论中，在后文中，我试着利用这些分散的信息，对新文学的解剖学品格作进一步讨论。 一 暧昧的开端：《生人解剖之魔王》 1914年《礼拜六》杂志第2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生人解剖之魔王》的短篇小说，署名为黑子，这篇“医学轶闻”记载了一桩恐怖的解剖学故事：兰紫男爵退出行伍后，醉心于活体解剖术，开始只屠及“两翼四足之属”，遭到解剖的动物不知其数，后来动物已不能满足“研究”要求，竟开始以活人做解剖实验，这位男爵前后娶了六位妻子，全部死于活体解剖。文中特别讲述了男爵砍断妻臂与一黑人妇女换肢的实验，手术大获成功。在这段记录之后，“黑子”写道：“男爵当时笔录中自述如是，然诸君思之，四百年前学术尚在幼稚时代，男爵独能有此成绩，吾人不能不赦其残忍之罪恶，而佩其事业之光荣也。”③ 《生人解剖之魔王》是值得注意的一个过渡性文本，作者并不否认男爵行为的残酷性，同时又对活体解剖试验持进步的价值评判，没有意识到道义与“科学”之间的紧张。尤其在谈到男爵最后被判绞刑的下场时，牵出教会因素，这和19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解剖学史图景——认为历史上科学发展之所以滞缓，是受到了保守的教会力量的阻遏——正好是契合的。这篇作品发表于1914年，作者对解剖学的态度不仅与早期中医界将解剖视为残酷的异端行为根本不同，与晚清出访外洋大臣参观解剖场景后发出“忍哉西人”的感慨也不可同日而语。 民国建立之后，解剖学合法化被推到舆论中心。先是1912年留学日本学医的汤尔和(1878-1940)在北京建立了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积极推动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制定解剖法案。1913年11月13日，江苏医学专门学校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尸体解剖，当时称为“中国破天荒之举”，由西医周威、汪企张主刀，江苏教育司长黄炎培亲自前来致辞④。在这“破天荒之举”后不久，11月22日，经汤尔和一再陈请，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解剖条例》获得通过。这两件与解剖学相关的事件，在民国建立初期的1913年前后，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解剖学作为代表文明方向的一种现代知识，成为显示时代新气象的一个符号。这可能也是《礼拜六》这样一份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学杂志在讨论中世纪背景的活人解剖事件时，会呈现出伦理评价与科学判断上的价值分歧的原因，解剖行为的残忍性逐渐被淡化，科学进步的因素则被凸显出来。 虽说《生人解剖之魔王》或许只称得上文学版图中“旧派”的声音，但这里所显示的现代以来解剖学形象的阴暗面，却并不见得只在“旧派”中才有，这一点可以从“人的文学”与解剖学的关系中得到证实。 二 “人的文学”与解剖学 1926年朱自清在《文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飘零》的短篇小说，小说塑造了一位留美归国，欲以学术为国服务而四处碰壁的青年W君，小说中有一段描写，是由P君转述出来的： 他(P君)说W在研究行为派的心理学。他几乎终日在实验室里；他解剖过许多老鼠，研究它们的行为。P说自己本来也愿意学心理学的；但看了老鼠临终的颤动，他执刀刀的手便战战的放不下去了。因此只好改行。而W是“奏刀騞然”，“踌躇满志”，P觉得那是不可及的。P又说W研究动物行为既久，看明他们所有的生活，只是那几种生理的欲望，如食欲，性欲，所玩的把戏，毫无什么大道理存乎其间。因而推想人的生活，也未必别有何种高贵的动机；我们第一要承认我们是动物，这便是真人。W的确是如此做人的。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