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8e.2022.02.011 引言：被追认的“第一” 1928年4月，陈衡哲的小说集《小雨点》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胡适在为之撰写的序言中，将作者发表于1917年6月的小说《一日》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相提并论，隐约涉及“第一篇白话小说”的相关问题：“我们试回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时有意做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①胡适以《狂人日记》为基准，将“第一”的刻度前移，于发表时间上为《一日》寻求历史定位，主要包孕着将《一日》纳入文学革命语言变革的环节并将其经典化的意图，不啻为对“运动”发端的一种建构。事实上，无论“白话”还是“小说”之于《一日》而言，均非不言自明的预设物。这篇小说不仅没有完全脱离文言的痕迹，而且陈衡哲日后也发觉，根据文学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标准，它亦无法完全纳入“小说”的范畴。 现代白话小说作为一种全新的体式，经由文学革命的发酵区别于传统白话叙事文学，但它不存在天然的定义，而是通过不断地辩驳与实践，在“运动”中成型的。因此，被整合进文学革命的历史叙事与参与“白话文学”的理论建构之前，《一日》究竟表现为何种文体特征？我们又该如何审视其文学史意义？这些问题理应放回它所诞生的语境中加以阐明。 众所周知，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以进化论为基本依据。陈衡哲日后将《一日》追认为“同情”胡适在文学革命时期提出的白话文学主张②，这种说法遮蔽了以下事实：陈衡哲试图通过白话小说处理个人的情感经验，而不是站在新/旧文学对立的角度，强调“白话”之于文学革命的工具属性，因此胡适作白话诗“自古成功在尝试”的抱负无法套用在陈衡哲小说创作的动机之上③。当我们跳出胡适对《一日》之于文学革命发生史意义的建构，便会发现，这一诞生于异域的小说提供了考察文学革命发生史的独特视角，其中许多无法糅杂进整饬历史叙事的部分，有待我们进一步清理。 一、白话之“白”：“游戏”还是严正？ 《一日》初刊于1917年6月《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2期，内容分别以“早晨”“课室中”“午刻”“下午”“晚上”等9个小标题统摄。小说以人物对话为主体，记叙了美国一女子大学学生一天的日常生活，各情节之间联系不大，结构松散。以文学革命以后逐渐建构起来的标准评价，这篇小说的文学质量不算上乘，学界在论及它时也大多一带而过。《一日》之所以引人注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将其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李劼人的《儿时影》等作品并置，就孰为“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争执不休④。然而，无论结论如何，这些研究都未真正从语言层面关照该文本的“白话”特质。 《一日》未脱文言痕迹，呈现出汉语书写转型期的特质，但并不妨碍小说语言的透明性，导致很难从中读出什么“深意”。对研究者而言，如果仅从语言的表层现象入手，作纯粹语言学意义上的分析，似乎无法真正触着“白话”背后潜藏的精神空间。但是，如果稍稍将视线打开，将其放置在陈衡哲所处留美学生圈文学革命的白话论域里，便会释放出更多的历史线索。 陈衡哲日后谈及这篇小说时说道：“那时在留美学生中，正当白话与文言之争达到最激烈的时候。我因自己在幼时所受教育的经验，同情是趋向于白话的；不过因为两方面都有朋友，便不愿加入那个有声有色的战争了。”⑤陈衡哲这里所谓“有声有色的战争”起源于胡适、任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等人1915年夏天开始的你来我往的打油诗。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这样描述这场“战争”的文学史意义：“‘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⑥ 尽管陈衡哲不曾公开发表打油诗，事后将自己置身事外，佯作旁观，但事实上，她不仅在私下身体力行地参与了创作，而且《一日》诞生的语境和对话对象也离不开打油诗及其创作主体。回到《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2号的文章编排上，与《一日》同时刊出的，不仅有胡适的打油诗《新大陆之笔墨官司》与“诗八首”，任鸿隽的《月》(二首)，还有陈衡哲使用浅近文言书写的《记某军官之言》和两首旧体诗《寒月》《西风》。此时，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业已在《新青年》上发表⑦，而留美学界却未感受到太大的波澜，甚至《季报》后来遭遇小说“稿荒”，只好转载《新青年》的稿件⑧，《季报》的文学图景仍“半新不旧”。此时胡适任《季报》总编，陈衡哲位列本期“编辑员”首位⑨，胡、任、陈“三个朋友”的文章同时刊出，并不令人意外。有趣的是，从作品的完成时间上看，以上篇目编织出的事件之网别具深意。其中，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几首有关“月”的诗公开发表，更类似于为未完事件匆匆画上的句点。无法用新/旧、中/西、雅/俗等话语简单地进行阐释，更不能用“轶事”之类的说法勉强搪塞，而是应该看到，作者们的笔端之下掩映着语言观念的较量。 关于这一事件，江淼的《陈衡哲传》一书中有较为详尽的梳理，在此仅作概述。“三个朋友”纸上建交后，任鸿隽对陈衡哲渐生情愫，1916年11月5日作三首“月”诗，寄给胡适。胡适看破任鸿隽的相思之意，便用打油诗改任诗第三首末两句“安得驾蟾蜍，东西只转轮”为“可惜此时情，那人不知道”，并将此透露给陈衡哲，成为矛盾的激发点。其后杨杏佛、胡适又都围绕“月”作诗，更升级了“月”这一意象暧昧不清的意味，成为一场“事件”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