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和文学批评中，曾经出现了一个重要批评术语，即“富艳”。史家唯左丘明和陈寿当之；文学家当之者则唯曹植、谢灵运和晋徐藻妻陈氏《与妹刘氏书》言及的元方、伟方，可见获得这个评价的人并不多。元方、伟方在文学史上其名不彰，陈氏以富艳称之，显是出于亲属间的客套。然左丘明、陈寿、曹植和谢灵运则不同，他们都是震烁古今的史学或文学巨匠，时论以富艳称之，自应是从其作品实际成就和水平出发而得出的比较严肃的结论。富艳只授史学和文学巨匠，规格不可谓不高，但于其批评内涵，后世论者却少作深究。一般多认为是专指作品词采风格，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回到历史语境中对富艳一词的来源、运用情况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包含更多史学和文学批评的意义。从创作上讲，它是史家史才和文学家文才的最高表现；从批评角度来说，它是史学和文学批评所树立的一个衡定作家水平和成就的最高标志。至于富艳专指词采，那是后起的观念。考察富艳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和文学批评中的含义，对于深入认识这些史学和文学大家的才华表现和创作成就以及时人的史学和文学批评理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 富艳：以史才为核心的史学批评 富艳一词，最早为史学批评所用。东晋常璩评价陈寿的史学成就，谓其“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1]；而同时的范宁也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2]很显然，作为史家一生著述成就的总结，这里用富艳一词进行赅括，就绝不是单一从词采层面出发，而应包含更多方面的义指。情况也确乎如此，范宁言《左传》“艳而富”“富而不巫”，已将两个字分而言之。唐代杨士勋疏范宁之言时也充分领会到这一点，以富为“属辞比事，有可依据”，艳为“文辞可美之称”[3]。其实，《左传》号为富艳，是当时学界的共识。他们在评价时虽没有直接使用富艳二字，但其内涵完全一致。如王接言“左氏辞义赡富”[4]，“辞赡”表其艳，“义富”则著其富。贺循也说《左传》“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5]，前句拟其艳，后句则拟其富。这就表明，《左传》的富艳，在那个时代确实是义含两端，而非一事。 实际上，范宁评《左传》为富艳，是渊源有自的，按杨士勋所言，富艳最早在扬雄《法言》中是表述为“品藻”的，二者同义。《法言》云：“左氏，曰品藻。”[6]司马光注：“品第善恶，藻饰其事。”[7]“品第”与“藻饰”，一为叙事，一为文采。可见，范宁富艳说实本扬子“品藻”而来，具体而言，富乃“品”之义，艳则“藻”之义。 至于常璩评《三国志》富艳，虽没作具体阐发，但他又说：“吴平后……又著《古国志》五十篇，品藻典雅。”[8]前言《三国志》富艳，此又言其“品藻”，足见其观念中，富艳与品藻同义，同样是表达了富和艳两个义指。《三国志》号为富艳，当然也非常璩独见，当时不少人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裴松之云：“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9]崔浩亦云：“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10]又《晋书》评陈寿云：“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11]所言正与杨士勋所释《左传》之富含义相同，皆就其叙事而论之，而艳则为另一事。这种意见的相同表明，诸家赞扬的就是《三国志》的富艳，而表达的义指也仍然在于富和艳两个方面。 那么，富艳在史学批评中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按杨士勋所解，《左传》的富，主要体现在“属辞比事，有可依据”，孔颖达疏：“《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12]据此，则“属”和“比”就是一种历史叙事的行为，具体指《左传》能够把历史上诸侯朝聘会同的相接之辞、褒贬之事按一定的思想和方式重新组合排比出来。“有可依据”即确切可据，言其叙事有其历史确切性。可见，《左传》之富不是满足于原有史料的丰富或翔实，而是通过重新组合排比史实来书写历史，使历史获得新的生命，赋予它一种新的历史确切性。《左传》这种历史编撰方法，获得了后人高度认可。卢植云：“邱明之传，本末《春秋》，博物尽变，囊括古今，苞裹人事。”[13]表彰的就是左丘明能够在《春秋》原有框架和材料基础上，以自己的心灵和思想去触摸历史发展的脉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因《左传》的历史编撰表现出这样鲜明的特征，所以人们历来是不把它单纯地看作注疏意义上的传，而是视为一部自成体系的史。王接就说《左传》“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14]，认为《左传》由传统经注的义理阐释走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成为富有独立思想和创新意识的史学巨著，在《春秋》之外别是一家。高佑更指出：“至若左氏，属词比事，两致并书，可谓存史意，而非全史体。”[15]意思是左丘明的史学成就还不仅仅在于从注疏走向史体，更重要的是能够独出机杼，自铸伟词，以自己的思想和心灵书写对历史的感受和理解。由此可见，《左传》的“属辞比事，有可依据”，包蕴了丰富的历史书写意义，表达了一种先进的历史书写观念，它要求史家用思想和灵魂来书写历史，形成新的信史，而不是仅限于纯客观地呈现历史，这就是《左传》的书写之所以为富的重要内涵。至于《左传》之艳，则主要指其“文辞可美”，也即司马光所言“藻饰其事”。这一点，也同样是时人的共识，如王接言其“辞义赡富”，荀崧言其“多膏腴美辞”[16]，皆是艳的另一种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