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4.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22)01-0036-17 DOI：10.12088/pku1671-9468.202201002 科学的社会运行，可能未必是一个规范的说法，它最早来自加斯顿(Jerry Gaston)一本专著的中文翻译版标题。英文原著书名为The Reward System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Science，即《英美科学界的奖励系统》。译者顾昕或许为了表明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有其特定的社会规则、结构与运行机制，故而颇有创意地增设了这样一个主标题，以凸显科学人及其活动带有的边界性和共同体特征，如存在某种特殊的规范(或精神气质)、有一系列规训制度以及成员选拔和认可机制等。[1]除此之外，由于科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难免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思潮发生关联，甚至不同程度地受制于外在社会形态及环境变迁，故而，“科学的社会运行”确实比较贴切地契合了科学系统及其活动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大概也因为如此，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科学史、科学社会学还是科技政策与管理等领域，人们的关注点要么缠绕于科学与社会间关系等宏大议题，要么聚焦于科学共同体的内部运行逻辑，而有意无意中忽略甚至漠视了至少在当今时代科学与其寄身的主要机构——大学之间的关联。其实，从现实角度而言，当今科学运行及其结果，其功与过都与大学存在关联，特别是如今大学中人们非议颇多的种种流弊，譬如时下广受关注的学术评价之谬，也往往与科学制度化即科学的社会运行难脱干系。为此，本文尝试从历史与现实的视角，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略微展开分析。 一、科学是独立还是内生于大学 在科学史上，一直以来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欧洲近代科学革命可视为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和学问生发的关键性事件。它始于文艺复兴的后期，从1550年到1700年，持续了约一个半世纪，其标志性开端为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中间经由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天文学发现，结束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机械论宇宙观的定于一尊。作为一场人类历史中波澜壮阔的思想和文化运动，近代科学革命不仅为人类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冲击了基督教长期主导的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秩序观，而且开创了一种基于观察和实验的归纳主义方法，并把体现人类理性思维运用之极致的数学纳入自然之书的解读与诠释，从而以对世界秩序的完美再现、真理发现和确定性知识建构方式，逐渐确立了科学的合法性权威。在此漫长过程之中，近代的科学巨匠所冲破乃至颠覆的，恰恰是始于12世纪并长期主导大学学问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因此，至少在进入19世纪之前，人们往往把欧洲传统大学视为中世纪思想守旧与精神封闭的堡垒，近代科学不仅是兴起于大学之外，而且是被大学驱逐和流放后成为社会中有闲阶级、精神贵族以及业余爱好者的学问。 早期大学对科学贡献甚微乃至无所助益的观点，即使在如今的学术界也占据主流，不同领域的研究也更倾向于科学的大学外部归因。例如，科学史学者史密斯(Pamela H.Smith)在梳理近期各类文献后认为，最新的社会史和文化史领域的研究更多地将近代科学革命中的原型科学(protoscience)，归功于如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国的皇家科学院、美第奇家族资助的佛罗伦萨西蒙托学会(Florentine Accademia del Cimento)、意大利的山猫学会(Accademia dei Lincei)和德国的自然奇事协会(Academia Naturae Curiosorum)等民间组织。以上述及其他类似组织为枢纽，在欧洲城市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由形形色色人员组成的松散网络——文人之邦(republic of letters)，人们出于各自的信仰、好奇心与精神偏好探讨自然学问，并营造了早期新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社会氛围。最新的科学社会学领域研究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角度，强调原型科学与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瓜葛，认为新科学多是早期王室赞助的结果。王室及其成员基于自身偏好特别是政治、商业以及版图扩张对新知识和新工具的需要，以创办机构或提供私人资助方式推动了科学的勃兴。有关哲学史领域的研究多把原型科学的成就归功于早期深谙数学的哲学家，如笛卡尔、帕斯卡尔和莱布尼茨等，认为正是这些近代哲学家的理智贡献和思想传播，才使得数学与自然哲学成为当时有教养生活的“最有力量的工具”。除此之外，史密斯还提到了该期间社会上流传的如占星术和炼金术等伪科学、人文主义者、工匠乃至金属加工者等的贡献。[2] 至于中世纪以及近代大学对科学是否有所贡献，与不少既有科学史著作情形相似，史密斯只字未提。这究竟是一种粗心的疏忽，还是早期大学对近代科学的确乏善可陈？在这一问题的背后，很可能关联到一个科学史观的立场议题。有个无可否认的基本史实，不用追溯到更为久远的中世纪前期，至少在11世纪到16世纪期间，除了宗教机构的修道院和皇家图书馆，欧洲的常规性文化储存与传播机构主要是中世纪大学。不认可甚至否定大学之于科学的贡献，也就意味着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有一种非连续的科学发展观。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在20世纪70年代库恩提出范式革命之后，更是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然而，国内长期专注于中世纪科学文献译介与研究的张卜天指出，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中世纪科学史研究的逐渐深入和相关成果不断涌现，中世纪的宗教和文明与近代科学革命之间并非断裂而是存在一种连续性。[3]林德伯格(David C.Lindberg)甚至认为：“近代许多学科中的革命性成果都建立在中世纪的基础之上，源于古典传统所提供的资源，革命并不要求与过去彻底断裂。”他为此列举了众多实例，如哥白尼行星模型与托勒密天文学传统、开普勒视网膜成像理论与中世纪视觉理论、伽利略动力学与中世纪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中的学问、笛卡尔的坐标系与中世纪数学家图示技巧等等，相互之间都存在一种传承或关联。[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