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短的学术史回顾与本文主旨 康德从1755年开始执教于母校柯尼斯堡大学，直至去世，前后近半个世纪。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是在他大学授课的过程中形成的。康德曾对选课的学生说，他要教的不是哲学(哲学是不可教的)，而是指导学生学习“哲学地思考”。康德此言旨在告诫人们不要盲从既有的现成“真理”，而要通过自身的理性去探索和发现“真理”。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康德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如《纯粹理性批判》《什么是启蒙》等，因而康德的这句名言及其包含的思想早就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率先记录此言者当推康德早期的学生博罗夫斯基(L.E.Borowski)，他指出康德对“亦步亦趋的学生”感到厌烦，曾说：“你们不是要跟我学哲学，而是要学习如何做哲学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去思考。”①康德研究专家古留加(A.Gulyga)撰写的《康德传》被学界誉为目前为止德文以外的外文文献资料中“最好的一部”②，其中记载并说明道：“康德很喜欢重复一句话：他不是教哲学，而是教人们哲学地思考。‘学习哲学’指的是把握理智的主观方面，即记住某人某时是怎样思想的。‘学习哲学地思考’则指的是赋予自己的知识以客观性，把握评价他人观点的能力。”[1]“曾经详尽研究康德生平”③的福尔伦德(K.Vorlander)分析道：康德的“教授法是(并且曾实行)首先启发学生的理智，然后逐渐培养他们的理解力，最后才令他们完成自己的学问。学生对于功课不能满足于肤浅的理论，而是要动脑筋去‘思考’，同时不仅要学现成的哲学，还要学得‘创造性哲学’。所以他的方法纯是启发式的、即研究性的，而不是独断的、灌输性的”。[2]德国学者舒尔兹(Y.Schulz)进一步解释道：康德“有时也向学生说明自己的教学方法。它不在于将哲学当作可学习的素材传授给学生，而在于教学生作哲学思考，并对这种思考加以引导。具体的方法是，他不是说出结论，而是自己来做研究，做出科学的分析，逐步得出其思维活动和演绎所处理的正确概念，因而他注重的是思想的过程，而不是思想的目的。”[3]我国学者对此也有所阐述，较近的如陈家琪指出：“康德经常对选他课的学生说，哲学是不可教的，他所讲授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如何进行哲学思考。如何进行哲学思考，看似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而所讲的方法其实又很简单，无非就是‘怀疑’二字。与‘怀疑’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探究’。所以康德并不是一个怀疑主义者，而是一个不断寻求比较稳固的学科基础的人。”[4]上述评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康德此言作了较为准确的阐释，但国内学界对此观点的研究还刚刚起步。翻检康德著作的全集，即可发现康德在《1765-1766年冬季学期课程安排的通告》(下文简称《通告》)一文中已先行阐述上述观点。本文拟围绕《通告》，并结合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的其他授课讲义和出版的著作，对此展开较为系统的考察，力求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揭示《通告》所阐发的康德大学教育观的思想背景、特色及意义。 二、知性教育和理性教育：从学习“思考”到学习“哲学地思考” (一)学习“思考”与知性教育 在康德生活的时代，德国大学仍沿袭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传统，一般分为哲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其中哲学院相当于基础部，向学生开设包含传统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各门课程④，在此之上的其他三个学院分别开设神学、法学和医学课程；学生入学后首先必须在哲学院学习各门课程，以便为升入神学院或法学院或医学院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康德一生执教于柯尼斯堡大学哲学院，刚入哲学院的第一学期他讲授逻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第二学年夏季加授自然地理学、冬季又增授伦理学，此后他还讲授过哲学大纲、哲学史、实用人类学、教育学等课程。按当时大学的规定，每位教师在开课前、特别是在开设新课程前，必须撰写和发表关于这门课程的通告，以便校方和师生对所开课程的主旨、内容等重要信息有所了解。康德曾撰写和发表的课程通告有《自然地理学课程》《运动与静止的新学术概念》《试对乐观主义作若干考察》等，《通告》主要介绍了他开设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和自然地理学这几门课程的主旨、内容等。福尔伦德评价道，该通告对上述几门课程“选择的目的和程序，都有很详细的记载”。[5] 康德在大学任教的过程中，始终十分关注当时德国的教育状况，尤其注目于这一时期的改革新动态，最典型的例子当推康德极力声援巴泽多(J.B.Basedow)领导的泛爱学园(亦称为“博爱学院”)及泛爱教育运动。他对巴泽多泛爱教育的思想理念和实践活动深表理解与支持，曾在《柯尼斯堡学术和政治报》上发表文章，阐释泛爱教育理念和实践的创新意义及其示范价值[6]；日后在主讲教育学讲座时，他又列举巴泽多创办的泛爱学院作为实践卢梭教育思想的园地。康德也很关注大学的教育教学状况，特别是对当时德国大学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颇为不满，并予以批评。《通告》开宗明义地写道：“对青年人的所有传授，自身都带有这种麻烦，即人们被迫有意识地赶在岁月的前面，不等知性成熟，就应当传授这些按照自然的秩序只有一种更为纯熟的、尝试过的理性才能把握的认识。因此，就产生出各个学派的永恒成见，它们比通常的成见更为固执、经常也更为愚蠢；产生出年轻思想家们早熟的饶舌，它比别的任何一种自负都更为盲目，比无知还更为不可救药。”⑤造成这种教育教学现象及弊端的原因很多，康德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在一个备受粉饰的市民状态的时代里，更为敏锐的认识属于飞黄腾达的手段，成为按照本性本来只应当算做生活的点缀，仿佛是生活可有可无的美的需求”(《通告》，第3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