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Marx，K.)指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1]，交往是社会形成的基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同样，作为社会构成之一的大学，也是各种交往活动的产物。民国时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民国大学校长的教育交往不仅呈现出复杂性与多元化的特点，而且发挥了大学校长教育交往的特殊功能与价值。因此，探讨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教育交往研究的理论与价值，把握校长教育交往互动的维度及内涵，不仅对丰富教育史研究内容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推进当今大学校长的教育交往与交流，进而提升大学的治理能力与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从一般意义上讲，交往是指“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影响的方式和过程”[3]，是一种社会互动活动，也是人的本质活动与本能活动，以此为基础构成了各种社会关系。因此，马克思强调，交往作为人的本质活动，使人区别于动物，赋予了人以一种本质属性。[4]在马克思看来，交往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哈贝马斯(Habermas，J.)也主张交往是人类一种最为基本的行为，是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交往主体以语言为沟通媒介，实现主体间的相互理解来达成协调一致的行动计划。对社会而言，哈贝马斯强调交往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一观点显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 教育交往作为教育活动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学术界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视角研究教育交往的相关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涉及三个领域。一是从理论视角分析教育交往。有学者从主体间性、交往理性的哲学角度，探讨了现代教育交往阻隔的表征及原因。[5]有学者从人类学视角探讨教育交往问题，提出要关注教育交往的审美向度、生活世界对交往活动的影响及意义。[6]二是从实践角度探讨教育交往。通过考察教育实践中存在的交往缺失、师生交往关系异化等问题，提出了增进教育交往的相关策略。有学者认为，当前教育过程中存在师生交往关系扭曲、学生之间交往匮乏等问题，为此要培养教育场域中的主体间性，教师应树立互主体意识、民主意识与宽容意识，在师生交往中创建交往的“公共领域”。[7]三是从历史场域回溯教育交往。通过探讨教育交往史及其方法论，考察历史上的教育交往活动。笔者曾撰文分析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教育交往史研究的启示，同时，提出了教育交往史研究的重心、对象与指归[8]。有学者提出，民国时期教育家的交往活动由以地缘交往、学缘交往为主，逐渐转向志缘交往。[9] 具体到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交往，已有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考察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与知识精英、社会名流的交往活动。其中，研究蔡元培交往的论文有《王云五与蔡元培的交往》《蔡元培、梁启超的“有限合作”》《蔡元培与鲁迅》《鲁迅日记和书信中的蔡元培》等；探究张伯苓交往论文有《张伯苓的周围》《严修、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创建》等；分析郭秉文交往的论文有《道不同不相谋：论东南大学时期郭秉文与杨杏佛的关系》《郭秉文与陶行知在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互动与选择》等；考察司徒雷登交往的论文有《我所知道的司徒雷登和傅泾波》《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个跨文化人的历史命运》等；研究陈垣交往的成果有《陈垣生平·学术·教育与交往》、《陈垣与岑仲勉——以两人来往书信为中心》等。这些均是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社会交往和日常交往的研究成果。 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第一，从研究视角来看，研究者通常把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教育交往作为其社会交往的一部分来研究，而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教育交往的专门研究尚付阙如。第二，从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往往只以某一位或几位大学校长为研究对象，而未将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作为一个教育群体来整体考察与研究；研究者对少数民国时期著名大学校长关注较多，而对其他大学校长关注较少。第三，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者重在考察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与知识精英、社会名流的交往活动，而较少关注民国大学校长与同事同僚、同籍学人、师生学友等多元主体的教育交往活动，未能全方位、立体化展现大学校长教育交往的总体面貌。因此，有必要从多维度、多视角对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教育交往活动进行系统、深入的挖掘与梳理。 二、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教育交往研究的理论参照与范式择取 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教育交往研究，涉及不同群体、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交往，应借鉴与采用跨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广泛考察与科学分析民国时期大学校长围绕提升学校治理能力、更新办学理念、推动学校变革等主旨而开展的交往活动。为此，在研究中主要参照与择取如下理论与范式。 (一)年鉴学派研究范式的借鉴 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Bloch，M.)和费弗尔(Febvre，L.)创立的年鉴学派，在批判兰克实证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理论与新方法，给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教育交往研究带来了诸多启示。第一，历史研究的核心是人的活动。布洛赫认为，历史学家追寻的目标是人本身，优秀的史学家“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10]。费弗尔则直接提出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11]，强调了历史学的人学属性。而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教育交往研究以人的交往活动为关注的焦点，这是对年鉴学派人学理论的承继与借鉴。第二，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群体的活动。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布洛赫和费弗尔倡导研究的视线应转向群体，群体化已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重要趋势。年鉴学派认为，历史学家关注的人是复数的人、具体的人、历史的人、社会群体中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12]正如费弗尔所说：“历史是社会群体的舞台。”[13]作为群体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推动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14]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教育交往研究关注的是大学校长群体的多层次、多类型交往活动，探讨的是鲜活的人的交往活动，这显然是受到年鉴学派史学理论与研究范式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