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主义”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时代困境的群像反映，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利益动因和广泛的现实缘由。尤其是当代青年所面临的非创造性劳动困境，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转型所带来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症候。这种社会文化症候根源于劳动功利化倾向的纵深蔓延，表现为以功利化劳动为轴心所形成的社会不良氛围，通过影响人们的劳动观念、劳动环境和劳动技能，进而制约当代青年创造性劳动的实现。对于“躺平”者而言，“躺平”不仅是应对劳动焦虑的一种行为反应模式，也是对抗功利化劳动趋势的一种被动防御机制。 1.劳动目的庸俗化是“躺平主义”生成的思想性根源。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功利化劳动价值观泛滥。部分青年人对于参与某项社会劳动的现实考量不再是对意义世界的价值衡量，而更多的是对作为能否达到特定世俗目的之手段的利益计算。工具理性使个人私欲逐渐膨胀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个人精神领域的拜金主义、物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从而使部分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面临趋向单向度、庸俗化发展的风险。工具理性作为一种功利性的生存体验形式，对于部分年轻人的职业发展而言，往往意味着劳动意义的贬值和劳动目的的物化。 2.劳动体验外在化是“躺平主义”生成的工具性根源。劳动体验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主观认知感受。良好的劳动体验是保证劳动者积极参与社会劳动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劳动功利化倾向日趋严重的某些领域，人们展现出了对劳动的“工具性价值”的钟情与偏爱。一方面，一些人片面强调劳动的物质性、经济性和实用性，甚至将获取利益的多寡作为评价劳动的唯一准则，在他们心目中劳动因此有了三六九等之分、高低贵贱之别。另一方面，部分人痴迷于“效率迷恋”和“竞争激励”的市场运行法则，试图借助资本的作用来谋取社会财富，反而使自身被迫陷入严重的时间匮乏之中，在不断加速的社会竞争赛道上沦为资本扩张的“棋子”。于是，在急功近利的部分行业里，劳动的尊严感被劳动的高低等级秩序所降解，劳动的舒适感被“时间暴政”和加速竞争所挤占，劳动的价值感被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所取代，人们的劳动体验不再取决于劳动本身对人的价值的实现，而更多地来自劳动的工具化倾向对主体生活的管制和约束。面对劳动体验被外在力量所支配和操纵的困境，部分年轻人陷入焦虑、迷茫和失望的状态之中，他们借助“躺平”来寻求自我抚慰和自我麻痹，目的无非是要填补自身劳动体验的意义缺失。 3.劳动技能同质化是“躺平主义”生成的动力性根源。在追逐效益的现代社会，劳动常常被人们纯粹视为实现外在目的的手段，表现为一种以追求功利为动力的效益型劳动。效益型劳动意味着，劳动技能的获取与提升不是以“劳动者自身的长远发展”和“劳动产品本身的卓越品质”为最终考量，而是纯粹将提高外部效益作为技能培训的核心动力。尤其是对于部分职场新人来说，他们急于求成地想要完成“考核要求”所规定的业绩和指标，往往难以沉下心来认真打磨自身的技能与本领。于是，在效益型劳动模式里，“时间管控”抑制了“精益求精”，“产量诉求”钝化了“独具匠心”，“效益至上”磨灭了“自由创造”，劳动技能丧失了原本的工匠特质和创造活力，沦为同质化了的工具和手段。即使是在对创新性尚具有较高要求的现代化工种里，“工匠精神”也正在被“名利场”所迅速浸染，结果是劳动技能在“创意的流水线”上同样避免不了“被模仿化”和“再类型化”的境遇。这种同质化、简年人以“躺平”之姿消极应对社会劳动之时，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是，“躺平主义”的舆论井喷也在警示我们有必要以更加积极的方式有效应对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现实境遇。 可以说，“躺平主义”是部分青年人应对劳动困境的一种“暂时性”的心理调节机制和“战术性”的行为调整策略。对于大部分年轻人而言，他们是寄望于在“躺平”中获得“喘息”以便等待合适时机再出发，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要“站立”。然而，“躺平主义”对青年人的生活方式产生的消极影响不能忽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而“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青年人的幸福人生只有通过奋斗才能实现。新时代我们要助推“躺平青年”变为“奋斗青年”，通过塑造自立自强的理想人格、构建劳动本位的发展环境、培育全面发展的综合能力，让青年一代能够在劳动的幸福体验中绽放无愧于时代的靓丽青春和精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