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58(2022)02-0095-15 数字时代的悄然到来推动了民俗概念范畴的更新，也催生了跨学科研究新领域的出现。数字民俗已深入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丰富社会功能和形塑日常生活的作用。然而，关于数字民俗的概念范畴、研究路径等问题，学界尚未达成有效共识。除民俗学之外，传播学也密切关注数字技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各方面影响，并发展出具有启发性的理解框架。因此，有必要在民俗学与传播学的跨学科视野中，以“民俗”的概念界定及理论演进为基础，探讨数字民俗的概念范畴及这一研究领域的生成过程，厘清数字民俗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 一、从传承的知识到共享的认同：如何理解民俗 “民俗”这一关键概念既反映了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历史遗留文化传统的审视，也体现了人文学科对现代性的反思。1846年，英国学者威廉·汤姆斯(William J.Thoms)创造了“民俗”(folk-lore)一词，其意为关于民众的知识。早期民俗学者曾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中的奇异古物，即“蝴蝶收集”(butterfly collecting)[1]。但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由学者精心构建的“民俗”和“民间”正不可抑制地发生着变化，传统与现代、精英与民众、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被打破，民俗学需要告别“浪漫主义传统想象之下的‘民间生活’的田园牧歌”，“民族国家兴起背景下民俗学所背负的意识形态重负”，以及“在呵护抢救‘传统’时市民阶层身上体现出的庸俗的浮躁与浅薄的热情”[2]2。自汤姆斯以来，关于民俗的阐释框架不断变化，形成了五个相互关联的理解方式。 其一，将民俗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作为现代民俗学的滥觞，德国学者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称颂民歌传承了一个民族的“语言、历史和诗歌的财富”[3]92，为民俗研究奠定了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底色。1812年至1814年，格林兄弟(Jacob and Wilhelm Grimm)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挖掘德意志的民族精魂与文化传统。1890年，德国成立民俗学组织“柏林民俗学会”。民俗学(volkskunde)被描绘为一门民族的、历史的科学，其目标在于“追溯和还原德意志之‘民’的历史”[4]；而民俗学这一学科，也在参与“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过程中得以建立[5]。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背景下，“民众”即“民族”，“民俗”即“民族的文化传统”。 其二，将民俗视为古人的文化遗留物。欧洲民俗学的古物研究趣味，与英国人类学派的兴盛密不可分。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将民俗视为产生于野蛮或半开化时期的“文化遗留物”(cultural survivals)，即“被习惯势力带进新的社会阶段中的方法、风俗、观念以及其它”[6]10。查·索·博尔尼(Char Lotte Sophia Burne)在精神文化层面详细阐释了民俗的内涵：“民俗包括作为民众精神秉赋(the mental equipment)的组成部分的一切事物……民俗实际上是古人的心理表现，不管是在哲学、宗教、科学和医药等领域，在社会的组织或仪式方面，还是在历史、诗歌和其他文学部门等更严格意义上的知识领域方面。”[7]1-2德国民俗学家威廉·海因里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也倾向于采用这种经验主义的定义，将民俗视作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中的产物[8]。欧洲学者将民众理解为保留了文化遗风的“古人”，将民俗研究视为还原古代文化的途径。 其三，将民俗定义为特定群体共享的认同。美国学者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民众集团的文化认同，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的媒介化催生了新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时代变化让民俗学“在日常生活研究与遗产保护中找到了自己的新位置”[9]。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提出，“民众”是由两人或两人以上组成的具有某种共同特点并共享核心文化传统的社会群体(folk groups)[10]3，民俗包括民间故事、谚语、方言、民间歌舞、民间信仰、民间服饰、民间医药、节日庆典等。扬·哈罗德·布鲁范德(Jan Harold Brunvand)认为民俗是“人类文化遗产中正式记载之外的人类普通生活”，带有“传统的、非官方的、非正统文化的”特征，包括“以口头或习俗的传统方式传承的所有知识、理解、评价、态度、幻想、感情和信仰”[11]2-3。对于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的观照，使民俗学家的身份从收集者变为参与式的观察者[12]91。 其四，将民俗等同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民生活变迁史。柳田国男(Yanagita Kunio)以乡土村落的民俗事象为中心建构起国民生活的变迁史，将民俗事象归为三类：一是有形文化，包括居所、食物、交通、服饰、年节、婚丧、绘画、舞蹈、竞技、儿童游戏等；二是语言艺术，包括谚语、唱词、歌谣、传说等；三是心意现象，包括知识、生活技术、生活目的[13]241。与欧美学者热衷于民间故事、谚语等“语言的民俗”不同，日本学者重视“行为的民俗”，始终将“人们所进行的节庆、仪礼、技术等”作为研究中心[14]。随着日本民俗学的重心由乡野转向城市，都市民俗学、环境民俗学等领域得以开辟。福田亚细男(Fukuta Ajio)呼吁继承“在野的学问的使命感”，让日本民俗学成为“贡献于现实社会的学问”[14]。美国民俗学家洛德·拉格兰(Lord Raglan)也持类似观点，将民俗学视作一门历史科学，认为其研究对象是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地区性的历史变迁[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