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22)02-0015-13 一、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活动越来越强烈地影响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制约因素。2002年，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J.Crutzen)在《自然》杂志发表《人类的地质》一文指出，在未来数千年内，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将导致全球气候可能会明显地偏离自然行为，地球进入一个在许多方面由人类主导的地质时代，他称之为“人类纪”(Anthropocene)。①“人类纪”概念的提出，促使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思考现代文明习以为常的自然/社会、自然/文化的二元关系。在人类纪人类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以及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迫在眉睫的共同话题。在此背景下，致力于现代转型的民俗学也应该有所回应。本文首先辨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民俗学的学术追求，然后在人类纪背景下引入本体论意义上定义的“现代”，在此基础上梳理民俗学关注自然与文化/社会关系的传统，期望通过重返民俗学的传统，唤醒沉睡的民俗学传统的“自然之链”，在人类纪的背景下还“自然之魅”，接续民俗学的“自然之链”。 二、超越本真性的“现代民俗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吸取他国经验和本土学术反思的基础上，汉语民俗学界主张民俗学需要实现现代转型，其中有两种主张的对象、主旨、目的比较明确，并且具有影响力。第一种主张以“民俗主义”为“现代民俗学”的对象，甚至认为“民俗主义”是现代民俗学的起点。②而作为另一种主张的实践民俗学，则以“先验地阐明人之为人的发生条件与存在理由”为目的。③ 上述两种主张虽然理论资源和概念话语有别，但是我们将实践民俗学的哲学话语转换为民俗学的传统话语，也可以认为两者都已经深刻认识到民俗学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所产生的矛盾张力，都试图超越民俗学探求本真性之学科目的所带来的局限。只不过前者着眼于反思以浪漫的民族主义、商业主义为主旨的民俗主义对民俗生活、实践主体以及民族国家所带来的戕害和影响，而后者则试图摆脱理论理性建构本真民俗的经验主义泥淖，为民俗学奠基以人为目的的先验发生条件和存在理由。如果说前者极力为民俗学卸下披着本真性外衣的意识形态的重负，以便呈现民俗生活的“真相”，那么后者则将主观的视角、实践的态度重新赋予民俗学，其研究对象从“民俗(学)的实践主体”转向“作为实践主体的民俗(学)”，为民俗学开辟具有现代意义的未来之路。也可以说前者是脱魅，后者是赋魅。 两者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强调现代技术及其制度与民俗文化的关系。以民俗主义为对象的现代民俗学以未经变化的前现代社会为前提，这是一个尚未被现代技术及其制度所影响甚至污染的社会，这个未经变化之社会的民俗文化是本真的。在新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却产生了大量超越本土语境之“本真”民俗的民俗主义现象，对这一现象的探究或者批判是现代民俗学的任务。而在实践民俗学的研究中，现代技术知识虽然是构成现代的条件之一，但更强调的是制度与民俗文化及其实践主体的关系。这种现代民俗学的责任是接续五四运动以来的传统，将自由、平等的理念证成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先验条件，进而将民俗实践主体塑造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将那些之前被视为“落后”“迷信”的民俗文化证成为塑造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全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④ 三、从本体论重新定义“现代” 民俗学遭遇的本真性困惑不是唯一的，而是普遍的。这一困惑是民俗学试图将现实生活中那些被贴上“民间”标签，却又既非volkstümlich(民间习俗的、通俗的)，也非popular的种种混合和转移，⑤予以明确的界定、命名、分类，在现实世界中确定相应的位置，而不是被视为“怪物”和“例外”。民俗学遭遇的本真性困惑，可以说是现代化过程中地方社会普遍遭遇的一种“地方性”反应。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发达不仅在所谓的民间文化领域，甚至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无数的混合和转移，比如气候恶化、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就无法用单一的大气科学、生物学等分类予以把握。按照法国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说法，这就是“现代的”，“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自然，每天都在重新组合并纠缠在一起”。⑥ 何为“现代”？大多以时间为线索加以界定。一般而言，“现代”是一个与“传统”“往古”相区别的时间概念，大约是从17世纪以来的新文明在欧洲兴起，然后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一历史时期。“现代”也被人们赋予复杂的“现代性”的意涵，代表了现代时期的社会生活及其事物所具有的性质、状态，⑦表明“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⑧然而，这些界定依据的是时代演进所产生的精神与物质表象，于是人们不得不创造新的词语——比如“后”——来把握不断突破的技术创新及其标志的“时代”，在知识领域生产的则是各种“现代”“后现代”表象的迷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试图从本体论⑨的角度重新界定“现代”。这一视角转换对于解释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自然与文化的困境，似乎有拨云见日之效，布鲁诺·拉图尔就是其中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