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2.01.011 数字时代是一个“后喻文化”时代，年轻世代成为新媒介和网络技术的创造者和使用主体，他们也是丰富多元的青年亚文化和价值观的创造者。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年轻世代价值观上的“革命”，认为80、90后不同于以往世代，开始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转型，也就是从优先考虑经济和物质安全转为优先考虑个人的幸福感、自我表现、公共参与和生活质量，更加包容一些非传统的伦理道德等。①然而，数字技术引发的社会变革并非代际价值转型这么简单，年轻世代开始革命性的一跃，成为主导价值观、主宰话语权的社会中坚力量，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玛格丽特·米德将这种新青年文化称之为“后喻文化”，②它主要指传统处于被教者的年轻世代扮演了施教者的角色，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年轻人，而不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代际角色反转造成了传统断裂、价值失序、代际和族群对立等文化冲突。传统社会是以中老年世代为中坚力量的社会，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一直有着深厚的“尚老”传统，社会主流的道德观念、文化习俗、价值观大多是从老一辈那里传承而来，上至国家领导下至乡族领导大多是有着丰富社会经验和深谙道德传统的老人，他们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和人格特质构成了社会文化的基础，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成为金观涛、刘青峰所说的“超稳定结构”。③在“后喻文化”时代，年轻人由于思维敏捷、创造力强，大量使用移动智媒而获得了信息方面的优势，促使传统“前喻文化”社会走向了解体，尊老、尚老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在数字文化的冲击下分崩离析，老年人反而成为数字时代的新“文盲”，成为使用新媒介的“小学生”。数字时代的文化对青年人格与行为模式的塑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代际结构的失衡、错位既为不同代际的社会角色和价值传承危机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为年轻世代的人格重建、价值和话语重构提供了契机。 一、数字时代传统代际观念的解体 中华民族有尚老、尊老的传统，在漫长的、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传递生存经验的基本方式就是来自长辈对晚辈的言传身教，那些在部落或氏族中辈分较高、年龄较大的老人，自然就成了整个社会尊崇的对象，《礼记·祭义》云：“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④这段话中，虞、夏、商、周四代的价值标准经历了贵德、贵爵、贵富、贵亲等四次变革，然而四代一以贯之的价值却是“尚齿”，年龄成为“贵乎天下”最恒久的价值标准。《礼记》里所记载的“尚齿”“贵年”等价值传统和儒家“慎终追远”的原则后来成为孝文化的源头，《大学》云：“上老老而民兴孝”，《说文解字》解释篆体“孝”字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⑤“孝”的本质就是“子承老”。《礼记·祭义》亦云：“公明仪问于曾子曰：‘夫子可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君子之所为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参直养者也，安能为孝乎!’”⑥子女除了要赡养父母，还要继承父母之志，不违背父母为人处世之道，这是孝道文化的核心，而《后汉书·班超传》中班超认为游牧民族的习俗是“畏壮侮老”，“贵壮健、贱老弱”则被视为野蛮民族的传统，向来为中华文明所不齿。 在“前喻文化”社会里，尊重并服从老人是一种基本美德。老人是集经验、知识与权力于一体的权威形象，他们不仅为后代提供了文化规范和伦理道德训诫，而且还是中国封建社会基层组织的领导者，享有现实的政治权力，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代正式在乡级设“三老”一职，掌管乡之政教禁令，《管子·度地》云：“三老……所以为率也。”张衡《东京赋》云：“降至尊以训恭，送迎拜乎三寿(三老)。”这些在地方上因年龄大而享有威权的老人在举孝廉、孝悌等名目上最有发言权，对乡族日常事务也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就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所称的“长老统治”。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文化习俗就是通过这些具有地方实权的长老们的谆谆教诲和训诫代代相传的。金耀基指出：“在一农业的伦理社会中，老人常是青年的领航，他们是祖先所遗留的智慧与经验的库藏，因此权威常在老人手中，故中国成为一‘老人取向’的社会。”⑧中国传统社会的尊老、“尚齿”不仅是一种对年长者礼仪上的敬重，而且还是文化价值传承的需要；老年人既是现实政治权力的象征，也是年轻后辈生活经验、文化价值等的启蒙者、驯导者和裁决者。尚老、尊老是孝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秩序最典型的特征，乡族的“长老统治”和国家的权威统治相互为用、相辅相成，本质上是一体的。 值得反思的是，老年世代本身是一身体衰老、精力退化的群体，哪怕是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创造力衰退、心灵枯涸等问题，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何近代以来在日新月异的、以科学创造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冲击下积重难返的根本原因。“长老统治”反映出传统中国社会的小农经济、封闭僵化的社会结构与个体内倾自抑的心智结构，它和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具有某种一致性，刘国松在谈到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死亡时曾严厉地批判了这种“老年的”精神，“很多画家除了笔法上要求苍老外，同时还不断地画着枯木、竹石、古松等等，甚至在意境上，也如同古典诗文一样，完全被一种老年人的情感所包围……由于这种‘老年的’精神的要求，逼使血气男儿学者少年老成，循规蹈矩，踱方步。不知道历代多少中国画家的创造天才被窒息而死，而中国绘画也被推入了黑暗的死谷。”⑨传统老人的人生观念也倾向于消极保守，除非是生存必需，一般不会再积极主动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而人类社会的信息量第一次倍增花费了1500年，现在只需要18个月至5年，面对飞驰而来的信息时代，老年世代往往难以逾越“技术鸿沟”而沦为“数字难民”。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