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中存在与自由的限度

       黄裕生在《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首先，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他拒绝一种定义式的回答，将哲学描述为一场由“本原意识”所引发的在“有”与“无”之间摆渡的人类思想的“返乡之旅”和“未来之旅”。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颇具浪漫色彩的描述还原了哲学作为“爱智慧”(；philosophos)，而非“智慧”(；sophia)的本来面目，将哲学史呈现为人类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永不停歇地在曲折中前进的过程。其次，在黄裕生看来，哲学史的整个进程都是在对存在问题和自由问题的追问中被推动的。他把这两个问题称作“第一哲学问题”，并认为哲学史上每一个重要时刻都伴随着对这两个问题的某种突破。在这个进程中，冲突构成了环节，辩证法构成了深入本原的契机。在本文中，我们将尝试以此种哲学视阈来考察康德的批判哲学，将其视为“哲学摆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典型案例。这意味着，我们将重点讨论康德的方法以及他对存在问题与自由问题的具体看法，但却并不满足于说明和解释他的观点，而是要尝试揭示出其存在观念与自由观念的限度。但是，本文无意于仅仅将其当作批判的靶子。相反，我们将关注的是康德如何以各种层面上的辩证法为契机开启了他的“返乡之旅”和“未来之旅”，并且尝试从其种种局限性中看到他如何为当代哲学思考打开了局面。为此，我们将首先从黄裕生所谓的“哲学的摆渡”和康德意义上的“辩证法”谈起。

       一 哲学的摆渡与康德的辩证法

       在《形而上学》的开头，亚里士多德曾以同情的态度批判过古希腊先贤们追问本原的努力。亚里士多德没有把他们相互冲突的观点见解看作平行的，而是将其看作人类思想的一个曲折前进的整体进程。起初，人们想从质料中寻找本原(质料因)；后来，人们发现质料的运动需要一个原因(动力因)；然后，人们意识到动力无法解释事物的“何所为”或“善”(目的因)，并且意味到变易的现象背后还有永恒的本体(形式因)。①从这一进程中可以看出，当我们试图在同一个层面(例如，质料的层面)扩展知识时，往往会遭遇到难以调解的冲突，这其实是由事物的有限存在所决定的，并以辩证法的形式呈现出来。解决冲突的方法往往是要回溯到一个更深的层次，揭示出它们共同的根源。

       当黄裕生把“哲学”或“爱智慧”描述为“在有—无之间摆渡”时②，他想要表达的似乎就是这个意思。在此，“有”特指有限事物的存在(Dasein)，“无”(Nichts)则特指未被规定的、本原的存在(Sein)。正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指出的：未被规定的存在(unbestimmtes Sein)直接就是“无”，“存在和无的真理是两者的统一”③；只有在已经被规定的存在(bestimmtes Sein)即“定在”(Dasein)那里，“有”和“无”才是绝对对立的。因此，从“有”到“无”就是从有限存在回溯到本原存在，从“无”到“有”则是从本原的存在前进到有限存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哲学发展的契机就是当知识在有限存在领域的扩展遭遇困境时，适时地抽身退让到本原的存在，以求揭示出困境的根源，再重整旗鼓，向着有限存在进发。因此，黄裕生把哲学的摆渡描述为“返乡之旅”和“未来之旅”④，而不断引发摆渡之旅的“困境”或“契机”就呈现为“辩证法”(dialectics；)的形式。在起初，辩证法不过就是辩论的技巧，教授辩证法的人被称作“智者”(Sophist；)，他们培养自己的学生，使他们在城邦的公共辩论中赢得胜利。即便在今日，善辩之人也常被认为是有智慧的，人们甚至羡慕那些擅长以言辞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精明人。然而，尽管同样推崇辩证法，但在那些自称“哲学家”或“爱智者”(；lover of wisdom)的人来说，辩证法提醒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敦促我们通过怀疑和反思持续地趋近(而不是达到)真理。对此，柏拉图著作中的苏格拉底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例如，当聪明的欧悌甫戎自以为确切地知道什么是“虔诚”(正题)时，苏格拉底以求教者的姿态提出一系列问题(反题)，迫使欧悌甫戎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看法(合论)。⑤尽管这场对话最终也没有什么结果，但却让欧悌甫戎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这至少为趋近真理扫清了障碍——在哲学的道路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是比自以为真理在握更大的障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