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处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 相互依存时代给国际关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它已经催产了门类齐全、蔚为大观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方法论上的系统论和博弈论、思想流派上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等。〔2〕 如何构建处于相互依存时代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学者十几年孜孜以求、皓首穷经的目标。但是显而易见，在时代与传统、政治与文化几重重负之下的中国学者，面临着太多的挑战：国际关系学本身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诸学科交叉的边缘科学，传统的单一规范研究方法已无所适从；日益全球化和一体化的相互依存世界，使得国际合作研究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遇；主权、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等核心概念的重新界定已成为不容忽视的趋势；中华民族的强大与复兴成为当今世界极为关切、急待诠释的国际问题；战争根源和未来前景在相互依存的核时代下究竟如何，也需要重新判定，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需要人们具有透彻分析现实的深厚功力，具有科学展望未来的战略眼光，具有统筹把握全球格局的真实本领。 幸运的是，中国有些学者已以其特有的使命感和崇高的学术良知去迎接这些挑战，并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果。从陈汉文《在国际舞台上》的拿来主义，到倪世雄等《世纪风云的产儿》的系统述评，从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的指点迷津，到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的振聋发聩，均已迈出了可贵可喜的一步。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研究状况仍然是介绍批评的多，借鉴吸收的少；局部推进的多，整体谋划的少。现实和未来都在期待有更新、更多、更具深度和力度的突破性论著问世。 复旦大学俞正梁教授的《当代国际关系学导论》便是从整体谋划、在借鉴基础上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开拓性探索。俞先生以其过人的学术胆识、深厚的哲学功底和广博的知识结构，主要以国际关系共性研究为主线，以相互依存与全球化为时代背景，以体系宏观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归结，向学术界展示了中国理想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发凡之作。〔3〕具体地讲， 俞先生在以下十个方面进行了可贵的突破性探索： 一、以历史的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三个层面的指导意义。同时指出，不能用经典作家的现成论述来代替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科学思考，根本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研究。 俞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为国际关系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建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基本武器，但必须反对照搬照抄、僵硬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经典作家现成论述的“替代论”观点。因为，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把国际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领域来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论述，是被纳入无产阶级争取解放这一世界革命总战略的，而且基本上是当时历史实践的反映，而今天的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并借鉴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关系的论述，以发展的观点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俞先生在应用和借鉴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运用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原理提出了生产力和科技革命是国际关系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借鉴恩格斯的“合力论”，提出了行为主体的合力作用是国际关系体系发展的直接动力；强调加强国际关系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研究；运用唯物史观与辩证法，提出目前国际关系存在着两种运行状态和两种作用机制，等等。 二、在研究方法上提倡体系分析与宏观研究。《导论》成功地运用了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将宏观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应用水平。俞先生认定国际关系学应包含两大研究层次，即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二者不可偏废。所谓微观研究，主要是研究以国家为主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行为及其动因，它们相互关系的基本状态及其调控，传统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此。所谓宏观研究，是一种新的整体性研究。它把国际关系视为有其自身结构特点和内在联系、不停地运行着的体系，进行系统研究，重点研究结构、功能、运动、动力、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发展变化的规律等。在国际关系发展越来越显示其整体性特征的今天，宏观研究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国际关系研究，应该从宏观层次着眼，从微观层次着手，把这两种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求得对国际关系完整、深入的认识，以便更好地促进国际关系研究沿着良性的轨道运行。 三、首次提出了国家利益复合两重性的命题。国家利益关系到“外交政策的本质以及全部政治学说的基本问题”，因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4〕因此，国家利益观是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中之重，也是理论的基础与最终归宿。 我国学术界对国家利益的界定经历了一个渐入佳境、不断成熟的过程。由于众所周知的认识上和认识以外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只强调国家利益的阶级性，忽视或相对贬低了它的民族性。80年代后，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迁，学者们提出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与民族性的两重性，这对推动国家利益的研究、促进现实主义外交无疑是一大进步。俞先生在这一两重性的研究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在强调鲜明的阶级性是国家利益的根本性质和特征时，着重指出国家利益中民族性因素日渐增长的历史性变化。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对国家利益这个两重性的研究，并未全面揭示国家利益的内涵及其在当代尤其是冷战后的深刻变化。 的确，从国家范围来看，国家利益具有阶级性与民族性这一两重性。然而，从国际范围来看，国家利益又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所谓特殊性，是指世界各国由于不同的历史、社会等诸种国内因素和外部环境，产生了各国特定的国家利益，即国家利益的个性。但是个性之中有共性，特殊性中有普遍性。在国际社会里，每个国家均应享有获取合理的国家利益的权利，同时也应尊重他国同样享有这种权利，国家利益的实现是互为条件的，在调节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基础上，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种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利益的个性或特殊性，是核心。但相互依存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国家利益的国际系统和过程意义急剧上升。全球化趋势日益渗透到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迅速扩展其经济活动，国家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和广泛，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度及其最高形式国际一体化表明了国家利益的普遍性，雄辩地证明了国家利益融合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蓬勃发展的国际一体化是国家利益普遍性或共性日益增长的最好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