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22)01-0101-08 斯宾诺莎是西方哲学中决定论理论的典型代表。围绕着这种理论，他构建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宇宙论和伦理学等多方面思想。而就他的决定论的内涵和历史前提，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究，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进路是将他的决定论思想与近代宗教改革过程中由加尔文等新教神学家所确立的预定论联系在一起。 持此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斯宾诺莎和新教的预定论者都强调，神预先就预见和决定了世界万物的产生和进程，一切都依照神的绝对命令而发生，没有任何东西是偶然的。万物的最终的结局也都预先为神所确定。故而，他们把斯宾诺莎的决定论与新教神学中的预定论等同视之。另外，由于斯宾诺莎生前与许多荷兰新教徒有密切交往，他们认为斯宾诺莎很可能是在新教预定论的影响下形成了他的决定论理论。①有人甚至认为，斯宾诺莎的整个宗教理论都是在新教教义的指引下被构建的。② 上述这种研究进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理解斯宾诺莎的决定论提供了有益参照，可是，仅仅因为他的决定论与新教神学中的预定论有形式上的相似性，就说他的决定论是在后者的影响下形成的，甚至简单推论出他的哲学赋有强烈的新教意蕴，这总不免有些武断，甚至以偏概全。 事实上，无论是斯宾诺莎的决定论，还是新教神学中的预定论，各自都是一种思想体系，也有各自的思想基础和相关意涵。作为新教的基本教义，预定论是“唯独通过恩典”这条新教改革原则的重要方面，同时也和基督教中的原罪、神的拣选和救赎等教义密切相关。只有通过对这些要素进行深入考察和对比分析，我们才能真正揭示斯宾诺莎的决定论与新教的预定论之间的关系，并从更深层次揭示斯宾诺莎思想与新教精神之间的复杂关联。 “唯独通过恩典”(sola gratia)是宗教改革的重要原则，也是新教精神的基本构建因素。③这条原则主要与基督徒的赦罪和救赎相关，因而也就和原罪观念紧密相联。我们知道，基督教在兴起之初就把原罪作为核心教义，而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原罪的地位被进一步强化。 作为宗教改革的发动者，马丁·路德早年就为罪的观念所困扰。在历经诸多无效的探索之后，他最终通过“因信称义”的教义找到了达到信仰的确定性和称义的可靠途径。只有通过信仰和信心，我们才能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但是，人之所以能够脱罪和称义却不依靠外在的行为和事功，也不取决于意志，而仅取决于神的恩典，甚至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以及真诚的信都须通过恩典才能实现。④而“获得恩典最好最可靠的准备，以及转向恩典唯一的前提，是上帝永恒的选择和预定”⑤。如果没有上帝的预见(providentia)⑥和预定(praedestinatio)，人将一事无成。 同路德一样，加尔文也以神的恩典作为其称义和救赎理论的核心，但他特别凸显了上帝绝对无限的意志和力量。⑦救赎完全处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外，只取决于神的恩典，而人的意志和行为根本不起任何作用。⑧因此，称义与救赎均源于神白白赐给人的恩典，而恩典则完全源于神的永恒的预见。不仅人的救赎和惩罚，甚至世界万物的创造与运行，皆源于这种预见。神不但是万物的造物主，也是其掌管者和护理者。他不仅驱使宇宙及其各部分的运转，也滋润和保护一切受造物。诸如日夜交替、四季更迭等普遍现象，都是神的普遍的预见或护理；而诸如水涝旱灾、饥馑病疫，则是神的特殊的预见或护理。但不管大事小情，一切都来自神的预定，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⑨ 当我们提到神的预见时，我们的意思是，万物永远都在神的眼前，所以对他的认知而言，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反而万事都是现在进行式。且这意思是神不但用意念思考万事，就如我们思考我们所记住的事一般，他也看万事就如这一切正在他眼前，且这预见包括全宇宙的每一个受造物。我们称预定论为神自己决定各人一生将如何的永恒预旨，因神不是以同样的目的创造万人，他预定一些人得永生，且预定其他的人永远死亡。⑩ 因此，神以其绝对的意志和全能预先对人进行了拣选，但这种拣选与人的价值无关，也与人的事功无关。“神以其公正的、无可指责却深不可测的审判向他预定灭亡的人关了永生之门。就神的选民而论，神的呼召证明他们被拣选。我们也深信他们的称义是另一个证据，直到他们得荣耀，就是这拣选的完成。”(11) 在加尔文之后，预定论在正统新教教会，尤其是加尔文教会中得到彻底确立，甚至成为新教神学的第一原理，这在《西敏斯特信经》等新教文献中都有清晰体现。(12)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预定论在新教内部从未受到挑战。事实上，17世纪初期，正是源于在预定论上的分歧，荷兰加尔文教会内部产生了一场激烈纷争。以阿米尼乌斯(J.Arminius)为代表的新教神学家认为，个人的救赎并非完全由上帝预先就决定好了，相反，人的意志在信仰和救赎过程中亦有其作用。上帝的恩典并非绝对单方面的行为，反之，在信仰问题上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和权利。人不仅是救赎的被动接受者，他可以对之做出个人的选择或至少做出推动或阻碍。因此，救赎并非如正统加尔文派所言，仅仅局限于受拣选的信徒，而是具有普遍性，它指向了一切抱有真诚信仰的信徒。(13) 上述这种与正统加尔文派教义相悖的立场引发了以格玛鲁斯(F.Gomarus)为代表的正统派的激烈反对，并造成了加尔文派内部反预定论的“谏诤派”与支持预定论的“反谏诤派”之间的分裂和对抗。随后，这场纷争逐渐超出宗教范围，而延伸至政治领域并导致了荷兰社会的动荡，以至于不得不通过国家暴力的手段来终止。其结果就是谏诤派最终被镇压，正统的预定论观点再次占据支配地位。(1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预定论绝对支配了所有新教徒的思想，事实上，荷兰的许多新教小教派(如门诺派、贵格派、社友会等)并没有完全接受它。这些教派在不公开触动官方教义的前提下，都私下保持着独立见解，并通过秘密聚会来传播各自的教义，这恰是17世纪荷兰宗教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对预定论所持有的立场也成为一个关键的区分标志。(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