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庄调查中，笔者发现不少精英反哺农村的现象：从农村走出去的、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官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老家输入项目资源，以提升村庄公共服务水平。 离乡精英①反哺村庄反映了什么问题？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城镇化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不过，不同群体在这个过程中的位置和状态是不一样的。从城市化的衡量指标——户籍、工作、住房、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来看，离乡精英俨然“去乡土化”了。作为离开了村庄的“城市人”，他们为什么还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回馈村庄呢？这就涉及城市化中的核心问题：乡土性-城市性（urbanism）。乡土性和城市性覆盖生产、生活、社会、组织、文化、心理等多个方面，核心体现在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层面。西方的城市化是乡土性消失、城市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对于中国而言，在经历四十余年的高速城市化之后，从农村走出的人，其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乡土性处于何种状态？位于中国城市化最前端的群体——离乡精英，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最好的切入点。 在下文中，笔者将以离乡政治精英为主要探讨对象，分析他们行为背后的社会联结与内在情感，并探讨其对城乡关系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工业化与城市性兴起 乡土性消失和城市性的兴起，与工业化直接相关。在西方发达国家，由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引发的城市化造就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城市社会。换言之，随工业化而来的城市不仅是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的聚合体，而是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组织形式、心理状态、文化类型和社会秩序（帕克等，1987：1-47）。沃斯（Wirth，1938）指出，巨大的人口规模、密集的人口分布以及个体的异质性，使得城市形成了一种迥异于乡村的社会和文化特质，并将其概括为“城市性”。综合来看，它主要表现为：个人主义；生活高度私人化；价值观理性化，强调利益而非情感；社会交往匿名化、短暂化和冷漠化；契约关系取代亲属关系、邻里关系等情感性关系；正式控制取代道德控制（Wirth，1938；帕克等，1987：1-47）。 乡村移民进入城市也会被逐渐同化。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中，W.I.托马斯等描绘了受工业化和人口迁移的影响，原来的初级社会群体（家庭、邻里和地方社区）的解体和社会重组过程（托马斯、兹纳涅茨基，2000）。受其影响，美国移民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在《背井离乡的人》（1951）一书中展示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来到美国的欧洲移民被“连根拔起”的过程：城市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吞并，使他们陷入工作不安全和家庭解体的境地，最后他们与原来的文化疏离。简而言之，西方的城市化总体呈现为一个“拔根”的过程：乡村移民原有的人际关系解组，不断个人化，最终被城市生活席卷而失去原有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统一地融入现代文化中（Kearney，1986）。进入后工业社会，高度的现代化使得社会朝着更加个体化的方向发展（鲍曼，2002；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后福特主义、反传统性和全球化推动个人主义进一步深化，从而导致公共精神丧失，公共生活日渐退化（霍普，2010）。 西方的城市化提供了一个理解乡村移民进入城市之后社会文化层面变化的基本框架。不过，以此来理解离乡精英，他们是“离乡离村”的，而不是和村庄保持如此长久和紧密的联系。 （二）从城乡循环到乡土损蚀 对“精英反哺”的理解，需要回到乡土传统中。乡土性是中国乡村社会文化的底蕴。其在城乡关系上的表现是：即使人口向外流动，城乡之间也能维持有机循环。具体而言，落叶归根的传统和桑梓情感为乡土社会保持着人才，这些人即使跃登龙门也不忘本，而且把对根源的保卫和培养看作一种责任（费孝通，2011：402-403）。瞿同祖也指出，传统士绅保有一种捍卫和促进本地社区福利的责任，不会因为离乡而改变（瞿同祖，2003：292-293）。可见，传统的乡土性的情感结构为精英反哺行为提供了很好的注解。 不过，在近代开启的现代化冲击下，城乡间的文化情感联系逐渐被侵蚀，造成了“乡土损蚀”。在近代国家政权建设中，随着国家渗透的压力加大，曾为地方利益代言的村庄精英退出乡村政权，离开乡村（黄宗智，1986；杜赞奇，2003）。更重要的是，新式教育的确立从根本上打破了城乡间的有机循环。在新式教育的影响下，学生们缺乏回归乡土的情感结构，最后不再回村（费孝通，2011：404-4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损蚀和百年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成长于乡土的精英在城市中接受过高等教育后，工作和定居于城市，最后不再回村。不仅如此，在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农村劳动力也被吸入城市，导致村庄空心化。同时，乡村社会出现了个体化的趋势（阎云翔，2012；张良，2017；解彩霞，2017）。个体从以往的文化传统和其中包含的社会范畴（家庭关系、亲属关系、宗族网络等）中脱嵌（去传统化），转而寻求个人的权利和幸福（阎云翔，2012：326-345）。以上事实和判断表明，“乡土损蚀”的社会经济基础不断加强，“精英反哺”似乎越来越难以出现。 （三）从“乡土性”到“乡土韧性” 那么，如何理解“乡土损蚀”和“精英反哺”之间的张力呢？关于“乡土损蚀”，费孝通是基于新旧教育的对比以及人在城乡之间的空间位置做出的判断，并没有进一步讨论城市化过程中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心理是否发生变化。当然，他所处的时代条件也没有提供讨论这一问题的可能，而当下的离乡精英为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窗口。 在经历剧烈的社会经济变迁后，不少学者认为乡土中国已经走向了“后乡土中国”（陆益龙，2017）或者是“城乡中国”（刘守英、王一鸽，2018）。不过，这些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讨论社会性质的特征，强调乡土性的存续和变迁。而关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乡土性在城市化过程中呈现何种变化的讨论并不多见。杨善华和孙飞宇基于调查经验指出，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自发保存了一些“难以变化”的“恒常”——“社会底蕴”，表现为意识层面的结构性观念、非正式的制度（风俗习惯）以及与道德伦理相联系的行为规范，并且这种社会底蕴不断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呈现出建设性和包容性的面貌（杨善华、孙飞宇，2015）。在具体的研究中，卢成仁对一个边远山村的研究发现，市场力量给村庄所带来的人、物、货币的流动冲击，会被村庄乡土力量——互惠机制所转化消解，维系着共同体的整合（卢成仁，2015）。卢晖临在对三个村庄的长期跟踪调查后发现，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农民生活的“非农化”和村庄的“空心化”，但是乡土性并未随之消亡，而是展现出一种韧性，表现在人们对家庭价值的重视、对人情和关系的推崇（卢晖临，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