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疾病观往往影响着诊断、求治行为及治疗效果。由于精神疾病的诊断主要依据症状，由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的疾病观对其影响更为明显。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卫生组织历时25年，开展了一项针对精神分裂症的跨国研究，在全世界十个国家随访了一千多位城市或农村环境中的病患。25年后，发达国家中被认为具有“严重社会功能损害”的患者比例高出发展中国家16个百分点（沃特斯，2017：137-138）。记者伊森·沃特斯评论说，此研究结果至今依然被跨文化精神医学领域广泛引用和讨论，因为其结果讽刺味十足，在拥有最多资源、最强技术、最新药物和最强科研机构的发达国家，有着病情最重、边缘化最严重的病人（沃特斯，2017：137-138）。此评论代表着西方学者对精神分裂隔离治疗法的反思与批评，发展中国家不完全隔离患者的医学实践具有某种优越性，而本土精神疾病观似乎是该优越性的重要资源与体现。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不同文化里丰富多彩的“发疯”概念正在飞速消失（沃特斯，2017：003）。在《像我们一样疯狂》一书中，伊森·沃特斯呈现了中国香港地区、斯里兰卡、桑给巴尔地区和日本多样化心理地貌如何被美国化的过程。他认为精神疾病观从心理和文化层面影响症状的分类和排序，从而影响着预期病程和疗效，但人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放弃本土优势。“美国制造”①的疾病分类和治疗方法犹如铲土机，铲平了其他文化具有本土特色的疾病观和治愈技术，使得人类心理地貌不断扁平化，全世界正变得像“美国一样疯狂”。②他倡议说，人们应当以和担忧生物多样性消失一样的态度，来关注精神症状的差异性理解和不同疗法的消失，因为多元的心理健康观蕴藏着许多宝贵知识（沃特斯，2017：001）。 据多年观察，笔者注意到凉山彝族有着一套包含识别、分类和治疗精神疾病的仪式体系。2017年始，笔者就该体系及其背后的疾病观展开多次调查，内容涉及经文识读、仪式描述和个案研究等。2020年12月，笔者课题组全程参与丽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宁蒗县县政府联合组织的“严重精神疾病筛查下乡带药项目”，随机访谈了近百位彝族患者及其家属，发现在使用药物治疗的同时，彝族患者几乎都有仪式治疗的需求与经历。③该访谈说明，仪式治疗既是凉山彝族精神疾病观的重要载体，也是十分重要的求治选项。与沃特斯“像美国一样疯狂”的判断不同，凉山的本土疾病观并未因现代疗法的输入而消失，我们似乎看到了关于“疯狂”的另一种地方性知识，这仅仅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治愈技术？其背后的精神疾病观是否隐藏了某些宝贵的知识？ 在中国西南的凉山彝族地区，精神疾病观主要体现在仪式治疗中，其实践既不是药物治疗，也不是心理分析，更不是福柯意义上的监禁，而是以修复、调整人鬼神灵之关系为基础的存在性关怀。本文将其归纳为“仪式中的‘修复’”。精神疾病的“鬼神说”比比皆是，但仅有此观念并不必然导致仪式治疗（ritual healing）。仪式治疗是医学人类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一般配有典籍或口传文本，是一套不断被传承和实践的病理观念与传统。它们往往与万物有灵的宗教与哲学紧密相连，有着准职业化的神职人员和仪式专家。2019年以来，课题组以云南省丽江市、四川省凉山州和攀枝花市为调查区域，在民间探寻十位知名毕摩和苏尼，在收集有关经文的同时对他们的经验进行深入研究。④本文以相关调查成果为基础，结合彝汉文献，从识别、分类、仪轨和构成要素几方面来理解和解释凉山彝族的精神疾病观，并对其人类学特征进行分析与对话。方法上，考虑到凉山彝族文化可以再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亚区域，由于其宗教仪轨和生活习俗有着不少差异，我们走访的毕摩有4位来自西部区域、4位来自东部、2位来自中部，此方法将有效降低因地域差异而导致的文化误读与错误解释，尽量保障本文的知识效度与必要的解释力。 二、精神疾病的识别 疾病观意味着围绕疾病人们共享的一套技术与价值原则。彝族人很早就对精神疾患进行了细致的识别、书写与分类，相关技术与价值原则主要分布在经文与占卜中。在凉山，广为人们熟知的仪式治疗师是毕摩和苏尼，毕摩相当于祭师，其知识来源于师承与学习；苏尼相当于萨满，其知识来自神灵。他们通晓彝文并承担了仪式治疗的任务，掌握着治疗精神疾病的专门知识与技能，其关于精神障碍的知识是彝族精神疾病观的核心内容。 （一）《驱疯经》对精神疾病的认识 彝文的历史很长，历史上形成的典籍可谓卷帙浩繁。书写传统很早就进入仪式治疗领域，使得文本成为仪式治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我们初步调查，目前凉山彝族在治疗精神障碍仪式中使用的经文有六十余卷，《驱疯经》是其中的核心经文，由《驱疯癫》《疯癫起源经》《围疯送癫经》《锁疯业经》《镇疯神经》等经文组成，《驱疯经》是一部系列大经，经文在形式上包括了开场、溯源、起神、围送、锁疯和镇疯几个步骤与仪轨。 《驱疯经》实际上是治疗仪式的开场经。经文讲述道，远古时，彝族尼能、实勺、慕弥、格俄、邛部等部落并无仪式，直接用驱、劈等方法（巫术）来对付疯癫，直到额慕时代才开始用仪式治疗疯癫，“额慕领域内，额氏镇疯癫，驱疯成小团，驱疯一段尽，仪式留人间”（凉山彝族自治州，2016：122）。随着部落的迁徙，仪式传到不同区域，在塞部落君臣体系的酋邦政权建立之后，疯癫开始增多，不少毕摩着手扩展仪式的内容和仪轨，“哲莫领域内，创尽驱疯之仪式，始用牛驱疯，终用马驱疯”（凉山彝族自治州，2016：126）。在这之后，驱疯仪式进入“见效显平静”的时代（凉山彝族自治州，2016：127）。开场经的最后用“而今又来驱疯癫，彝地疯神狂，犹如黑雾藏白狗”来说明毕摩来主家举行仪式的目的（凉山彝族自治州，2016：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