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理念、新战略。这里，仅就其中的“新发展阶段”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中国社会的“新发展阶段”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突出了一个主题：中国和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经济命题，同时，在我看来，也是一个重大的学术性命题，当然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学命题。 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当中，阶段论是普遍的理论形态。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就有我们所熟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论、中国革命的阶段论，包括近期的改革开放阶段论。阶段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同的社会阶段是和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矛盾乃至社会观念等一系列社会重大特征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社会阶段为原有的人文社会科学认识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 纵观现代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人们同样会看到，它的诞生和演进是与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以所谓现代化为核心的重大社会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关照、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及其演变都是建立在对这一重大社会变迁的反应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人们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建构了不同的理论分析框架，包括对这一变迁实质和形式的不同认识。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滕尼斯的礼俗社会-法理社会，杜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以及一系列关于权力关系、权威类型、行动类型的类型学框架，乃至于帕森斯的传统-现代模式变量等等。 这些理论形态和分析框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基于长时段、“大尺度”的社会变迁而提出的。但是，任何社会都总是处于持续的变动之中，即所谓从量变到部分质变，然后到整体质变。相对于那种大尺度的社会变迁阶段来说，借用“中层理论”（默顿，2006）的概念，现代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面对的也许是可以称为“中等尺度”的社会变迁，以及相应的变迁阶段。①正如大尺度的社会变迁是在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背景下讨论不同的变迁阶段一样，中等尺度的社会变迁或社会发展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自近代以来社会变迁阶段的“把握”，这些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对于这些不同社会变迁阶段的认识，构成了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学认识的重要基础，更是推动现代社会学创新发展的基本动力。 人们很少有机会经历那种大尺度的社会变迁，只有那些有幸生活在大变迁时代的人才能亲历这种变革。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是经历那种中等尺度的社会变革、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对于社会学的理论发展来说也许是更为经常面对的挑战和机遇。随着经济、科技和知识发生重大的阶段性变革，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行为、社会心态都会发生相应的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或基础上，一方面，如果社会学的认识没有随之变革，则会导致对这一新阶段的无知，无法发挥它的认识功能，从而使得社会学脱离其产生的基础而被边缘化；另一方面，新的社会特征的出现将推动新的社会学认识的形成，从而推动社会学知识的发展。可以这样说，社会学的知识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阶段，而新时代和新阶段也推动着社会学知识的创新发展。即使抽象如哲学，人们也常说，哲学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发展阶段对于社会学知识的意义。 第一个例子虽然不是纯粹社会学意义上的，但对于中国社会学知识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和围绕它所产生的争论无须多说，这里只想强调一点，即这一概念特别强调了一个低收入经济体在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阶段性，即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高收入阶段，强调这个过程在启动之后不完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具有强烈的阶段性，特别是当那些低收入经济体到达中等收入阶段后，大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无法成功地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而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参见吉尔、卡拉斯，2008）。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已经不同于它们的前身——低收入阶段，它们面临新的挑战、新的问题，它们赖以成功的方法、手段、政策等基本上都无助于它们回应新的挑战和解决新的问题，因此，它们必须创新，否则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个例子更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也更具有系统性。我们现在都很习惯使用“后××社会”来描述一个已经显现但还没有找到准确概念来阐释的新时代或新阶段。1973年，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出版了名为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的著作。②在这部著作中贝尔提出，1956年美国社会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即那一年美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他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因为这一变革深刻揭示了美国社会开启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贝尔，1984）。尽管当时他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概念来揭示这种转型的实质，因而使用了一个“省事”的表述——“后工业社会”，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后工业社会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本质社会特征做出系统、准确、深刻的阐释。他在分析后工业社会时所使用的一系列概念，都成为后来人们认识和分析“信息社会”“信息时代”或“后现代社会“等强有力的概念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