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日德缔结防共协定(以下简称“日德协定”)至次年8月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及附件“绝对密件”，是日本对华提出“共同防共”问题由激化走向落定的时期。其间，中日苏三方围绕是“抗日”还是“防共”(反苏)，展开激烈较量。国民政府作为日苏两国的争夺对象，也因直面“联日”还是“联苏”的抉择而处于纠结之中。这些较量及纠结与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紧密相关。近年，日本有一些人重拾当年日本官方的“共产国际阴谋论”，把中日开战归咎于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操纵”。①与此相关，中国的网络上有一段时间也出现过“国民政府上了苏联空言的当”一类的言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学界对中日苏三方及国民政府内部各派当时围绕“共同防共”问题的多边博弈尚缺乏深入而完整的研究。②对于歪曲史实的论调，不能以“不值一驳”而听之任之。笔者长年注重以国民政府对“防共”与“抗日”相互关系的处置为切入点，对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中日苏关系进行系列性的个案研究。③本文的目的是基于多边互动的视角，综合性地考察“共同防共”问题从激化到落定的过程，并通过厘清这一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及相关各方的角色，就中日全面战争的起源等重大问题进一步辨析是非，澄清曲直。 一、“共同防共”问题在日德协定签署与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激化 1936年11月13日，日德两国秘密草签防共协定。蒋介石接获情报后大感震惊，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他认为“倭德共同宣言消息或使俄对我迁就”，确定要向德国人克兰(Hans Klein)了解此事详情，并提醒自己今后“对意大利态度应十分注意”。20日，蒋介石在对日德同盟的“无任疑虑”中思考能否利用德国居间调停中日关系，并指出：“如日德同盟必成，则我不加反对为较有利，以其同盟对俄而决非对华也。”21日，蒋介石仍在为如何处理日德关系而烦恼。在“本周反省录”中，他写道：“德倭同盟事在意中，而平时不加注意，又失一着。是经验不足，粗心大意之过，一生能有几回可错也。”④25日，日德两国正式签订防共协定。⑤同日，翁文灏接到克兰报告称“日德义协商思想及文化合作，抵抗共产，不涉及政治及军事”。翁文灏随即电告蒋介石，并建议“宜在欧美各国努力”。翁还打电话“催朱骝先往德，张彭春往英，胡适之联络英美”。⑥26日，驻法大使顾维钧回复外交部部长张群就日德协定的询问电报称：以前我国与德意接近，当为权宜之计，现德意日结合，同以侵略为政策，于我前途有害。英法俄美与中国利害相同，故中国应该速与这四国接近，并逐步解聘德意军事顾问。⑦但蒋介石在27日的日记中就对德方针写的是“甲、渐疏；乙、操纵”，在28日的日记中，则既记下了“德倭之协定实与[于]东亚不发生影响”的感想，又留下了“德倭协定与意倭妥洽于我外交之前途成败关系殊大，惟此事利害参半，如运用得法未始非转败为胜之良机”的分析。这些文字反映了蒋介石对日德协定的复杂心理，以及与顾维钧不同的想法。30日，蒋介石“阅报载意日协定将成事实，几不成寐”，记道：“一、意日如果有协定，则形势较之德倭协定为严重，但其结果，意必不能助德倭而德倭同归失败而已；二、意或不致承认伪国，如其果承认，亦无甚关系，而意之本身待受损失，使中英邦交日臻亲密而已。”蒋最后还感慨：“倭德与倭意之协定皆出人意料之外。”⑧ 蒋介石对日德协定既有担忧又含企盼，其日记中“倭德共同宣言消息或使俄对我迁就”“能否利用德国居间调停”“此事利害参半”等文字反映出蒋介石对日德协定并非全盘否定。另外，蒋谓日德“同盟对俄而决非对华”，则暴露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片面性。因为，至少从日本的立场来看，要对俄必先对华。蒋介石自己曾一再强调这个观点⑨，但此时则显得太乐观了。 与蒋介石相比，正为避免遭受日德夹击而努力调整对日关系的苏联当局，对日德协定的看法就完全是负面的了。他们认为，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后，不仅有义务持反苏立场，而且任何内阁在对外政策上都会因这一协定的存在而顾虑德国的意向，这将使最敌视苏联的日本军部更加活跃。基于此，苏联当局的结论是“日德协定使苏联的对日调整变得极端困难”。为了警告日本，苏联立即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如拒绝签订日苏渔业协定，切断途经“满洲国”与苏联国境的铁路网，在海参崴检查日本船只，等等。⑩日苏关系随之更趋紧张。 为防止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而加入日德协定，使苏联腹背受敌，苏联高层从1936年11月到12月，连续会见刚上任不久的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质询中方如何处置日本“共同防共”的要求。其中，11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蒋廷黻透露了尚未正式签订的日德协定的公开内容与秘密内容，并就正在进行的中日交涉表达了苏方的关切。蒋廷黻对此解释说：中日交涉集中于华北问题与“共同防共”问题，而后者是中心。日本所谓“防共”，一方面是防共产主义之宣传，另一方面是要求中日两国自山海关至新疆西北角共同进行军事防守，但中国政府认为二者均无必要。蒋廷黻还抓住这个机会表示，“我国政府甚愿与苏联政府研究两国关系接近及合作之途径，此乃余今日来访之主要目的”。(11)12月3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多蒙涅可夫会见蒋廷黻。蒋廷黻就11月19日李维诺夫的提问明确回答：中国绝未允许和日本在中国某几省“共同防共”，南京将贯彻“自力剿共”政策，目前在绥远的军事行动就是证据。蒋廷黻还补充谓：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曾说“日本外交官所不能得到者，日本军人将以武力取之”，反映了日本对中日“共同防共”的交涉已经不抱希望。(12)但是，蒋廷黻的表态仍不能使苏联放心。12月9日，斯多蒙涅可夫再次会见蒋廷黻，在重申日德协定意味着侵略国已经初步结成联盟的同时，特别强调：今后“日本能随时对德声明日本或‘满洲国’已受侵犯威胁，因之派兵进攻中国”。(13)
